联合国总部大楼也称为“联合国大厦”，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在美国纽约市东曼哈顿区，可以俯瞰东河，于1945年成立于旧金山，应美国国会邀请，决定将总部设在美国。
1946年选址时，美国小洛克菲勒出资购买纽约曼哈顿岛东河岸边大片街区相赠，经联合国大会决议接受，遂定址纽约。1947年成立由国际知名建筑师(包括中国梁思成教授)组成的设计委员会，设计总负责人为美国建筑师哈里森。
建于1947年至1952年，主要建筑物由大会场大楼、秘书处大楼和哈马舍图书馆三部分组成，秘书处大楼为大厦的主体建筑物，楼高153.9米，共39层，立面为大片玻璃维护墙，被俗称为“玻璃宫”。大会场则是每年的联合国大会举办的地点，大楼中的花园，以及户外雕塑也是十分知名。
自从联合国总部成立以来，历经国际风云几十年的变幻，在曲折的道路上成长壮大，为人类的和平与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实现全球非殖民化、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秘书长更换了一届又一届，终于在这一届轮到了我们中国人，他叫李安邦。在半个月前，就是以他的名誉代表着联合国，向全世界会员国发出侦察兵大比武的邀请函，并还特地邀请各会员国出席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当主席的专机飞到美国领域，终于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上空时，那里正是凌晨破晓时分。地面塔台告诉飞行员，机场上有很浅的积水，只没过小腿，让我们放心降落，并指给我们看一条由两排密集的小亮点标示出的跑道。用望远镜可以看到那些小亮点都是在水面上特别设置的航道灯，在灯光的反射下，微微发亮的晨光中，下面只看到一片汪洋，黝黑黝黑的。飞机调好降落角度与高度，对着跑道正中滑落下来，激起了冲天的水雾。
当水雾散去，我看见机场上临时搭建的站台上，站满了迎接主席的人群，高举着联合国的国旗与我们的五星红旗，开始在慢慢地骚动起来。飞机在惯性的作用力下，刚好滑到站台旁边停下，这是提前经过周密的计算，多次的实验结果，才能达到这个看似平常的要求。舷梯车就像小汽艇一样，在浅水中疾驰而来，停在飞机的下面，对准机舱门靠了上去。
机舱门打开了，首先走出来两位工作人员检察舷梯与机舱门的连接状况，确定没有安全隐患，方才闪到一边站着。主席带领我们走出舱门，频频挥手致意。联合国秘书长李安邦、中国常驻联合国高级官员高文彬和中国驻美国大使王国雄，三位一起走上舷梯，与主席在舷梯上相遇，相互握手问好，一起并肩走了下来。
我走出舱门，站在舷梯的最高点，整个场面尽收眼底，出于我们职业的原因，双眼本能地侦察起来，在临时站台上迎接主席的，有常驻联合国机构的全体成员、驻美国大使全体成员。除此之外，我还惊奇地发现唯独少了记者的身影，虽然我没有见识过这样的场面，但是我在新闻里早已知晓，新闻记者是无处不在，主席的一举一动，都是被焦距在闪电般的聚光灯下。
“这不是我应该思考的问题”，我转念一想，自言自语地说：“这是哪里来的水？连整个机场都淹没了”。
“可能是下了特大的暴雨，”班长回答着说。
“夏天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帅伟不宵一顾。
“错了，你们都弄错了”，常戎轻轻地一笑，“那是地球气候的变异而带来的影响。”
话说到这里，我们最后走下了舷梯，走上临时的站台上，顾不上再多说话了，最后一辆车开到我们面前停住，依次钻进这辆车里。每辆车车头挑着一面联合国国旗，这个新的联合国车队又很快地开动了，在车上我们又接着把话说下去。
“难道是全球气候变暖所造成的后果？”我问常戎。
“是啊！南极的冰雪都开始融化了，海平面自然就要上升了”。
我们听了感到很震惊，纷纷地问：“这只是短暂的吗？还会再上升吗？”
“会，还会再上升的”，常青接着说，“现在这还只是刚刚开始，全球的沿海城市都会变成水上威尼斯”。
我吃惊地问：“难道就没有确实可行的办法了？”
常戎叹息着摇摇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已经措手不及了，说不定我的家乡上海也不例外了”。
我有些愤愤不平：“国家政府和联合国机构是干啥用的？”
“球”，帅伟叫着我说，“请注意你的言语和立场”。
车队向纽约市区驶去，一路上仍然有水，车窗外是四处飞溅的水雾，犹如瀑布似的，把车子包围在其中，清洗的一尘不染。当驶进市区时天已大亮了，地面上的水位低了很多，溥溥地覆盖着一层，纽约的高楼群灯光消失，如同浓缩的银河早已黯淡褪去，是一片干净而明亮的天空。我就像每一个孩子一样，对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充满了向往，透过小窗，兴奋地看着那些雄伟屹立的摩天大楼，进入了如梦如幻的世界里。
主席坐得是林肯牌加长的轿车，在后排与秘书长李安邦对面而坐，李安邦的身旁是常驻联合国高级官员高文彬，主席身旁是参谋总长。当在车上坐定，平稳地驶出之后，主席对高文彬说：“联合国大会马上就要举行了，秘书长日理万机，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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