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为了写论文卖弄学问评职称，他屡败屡战，硬是要孜孜矻矻建立一个斯文新世界。孔子的斯文理念，说起来合情合理、正中民人下怀，而且堪称善良忠厚简明通俗，实现起来却颇不顺遂。热衷于政治与军事斗争的各侯国权力系统，看得见的是兵强马壮、克敌制胜，看得见的是粮丰草厚、武备充足，才能实力逞强，看得见的是计谋多端而后占先，看得见的是赏罚分明、心狠手辣，才八面威风……孔子的主张对于急功近利的权力中人来说，实在是急惊风遇到慢郎中，谁有那个耐心烦儿陪着您玩儿？不足为奇。文化文化，既来自现实需要，又来自理念理想之梦。做得到的是它的务实性，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正常情况下多半可行。没有做到的是它的某些理想性，高不可攀。例如“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见得，如今的贪官中，也有孝子。至于“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似乎压根儿没兑现过。没有全面兑现不要紧，只要一个文化主张能在价值层面上被认同，只要它能唤起道德理性良知良能，能正面地影响精神走向，就算是取得了伟大成就。孔子、老子如此，佛陀、基督、苏格拉底、柏拉图、伏尔泰、卢梭、马克思与萨特也是如此。没有百分之百地兑现过的文化理念，仍然对人心有普遍的积极影响，功莫大焉。有了普遍的积极影响，至少应该算是实现了一半。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求仁而得仁”、“我欲仁，斯仁至矣”、“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做得好不好，与其说是学理问题，不如说是信奉者的实践问题。中国历史上仁人志士不少见，少见的是仁政。对于仁心的呼吁与提倡，完全正确也颇有成效，如今吾辈也还要呼吁提倡下去。仁政难，则说明为政的问题复杂得多，要斯文也要魄力，要德治也要法治，要中国特色也要面向世界，要自由民主平等富强也要爱国敬业法治友善……时至二十一世纪，一个仁字，不够用。简单地说一句，从孔子那边学做人，至今很棒；读读《论语》，保君击节赞赏，获益良多，无效包退。它有《处世奇术》（美国一本畅销书名）的精良，更有正心箴言的博雅，它是中华士子的《圣经》。“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说的是美丽的花摇曳多姿，不是我不想念，是离它太远。可是孔子说：“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你没有去思念啊，如果思念，就不会觉得远了，他以此比喻对美德应持的态度。这一段给我的感觉是中华赞美诗，是天启，是阳光，是甘霖，是感动中国的温暖与鼓励。“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就算世上的事情没有这样简单，我们难道能够不为孔子的真挚而感动？难道我们能不听孔子的话寤寐以求地去思念天命仁德美好幸福，而是同流合污、堕入邪恶卑下丑陋肮脏吗？说心性之德“知行合一”（王阳明），乃至“知难行易”（孙中山），也出自这样的理解。以《论语》治国，虽有美意，不完全灵。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则是故作惊人之语，是宋初宰相赵普向皇上推销耗子药的作秀姿态。“礼失求诸野”。虽然中国历代统治者与士人并没有足够当真按孔子的教导治国理政——这一点读读四大才子书与各种“演义”便自然清楚，但孔子的教导仍然可爱得紧，恰恰是老百姓喜欢孔子的忠孝节义，地方戏、说书、民间故事大致都认同孔子培育美德、匡正世道人心的努力。人们极其重视分辨忠奸，直到追悼周总理、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们仍然感觉得到这样一种忠奸之辨的舆论如火如荼。人们厌弃卖友求荣、卖主求荣的投机分子——风派，人们认同和为贵乃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赞成煽情折腾的政治讹诈“三种人”。人们不喜欢花言巧语、假大空的佞人，而是高看有一说一、实事求是的“老黄牛”。人们时时提倡孝道、仁义、糟糠之妻不下堂，厌弃翻脸不认人的暴发户。人们喜爱谦虚斯文，不喜欢咄咄逼人、仗势欺人的恶霸。人们喜欢知书明理的君子人，不喜欢蛮不讲理流氓相。人们赞扬勤俭刻苦，厌恶懒惰奢靡。人们赞扬清廉，蔑视贪腐，渴望包公，诅咒赃官。人们赞扬“涓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深恶“卸磨杀驴”、“吃谁的饭砸谁的锅”的恶痞……街谈巷议、网络语言中亦常有古道热肠的舆论出现。海峡两岸，数十年来政治体制与发展进程相距甚远，但在传承认同同一传统文化基因方面，我们仍然是亲如兄弟。孔学对中华的影响，有一种超稳定性。历史上，权力系统也渐渐品味到了孔子学说对于培养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维护尊卑长幼秩、维护天下太平的好处，意识到高举仁义为先的旗帜比任何其他旗帜更能感动中国。于是大成至圣先师，于是文宣王，于是玄圣素王，于是孔圣人，于是孔林孔庙文庙，从中国一直修到了越南、韩国。现在的孔子学院一直办到了欧美亚非拉澳。把孔子搞得光照太强，太普及了，容易出现紧跟化、俚俗化、寻章摘句化、皮毛化、人云亦云化的毛病。庸才遇到至圣，头晕眼花，只有诚惶诚恐、三跪九叩、不懂装懂的份儿，却不能有所发展，有所创造，有所更新，有所前进。坏人遇到至圣，立马巧为利用，却根本不信不行不诚。其结果是抬了孔子，害了孔子。这也只能问责于后人而非孔子本人，孔子本人一再声明他不是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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