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骑车的速度很快，打小就慢不下来，当然这只能跟自行车比，赶上堵车的时候倒也可以让小汽车们望尘莫及。
我像往常一样超过一辆又一辆在船厂工作的自行车男，他们经常三三两两结伴而行，大多数人头戴安全帽，安全带束扎腰间。他们个个身材健硕，人也都还算年轻，就是乳白色的工作服污迹斑斑,如果洗巴洗巴捯饬捯饬绝对可以胜任婚纱摄影的男模。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总是蹬这么慢，想来是工作太累，连骑车都成了享受了吧。谁知有一天一个同样骑着自行车同样穿着船厂工作服的卷发大姐冲其中一泼自行车男大咧咧骂道：“骑这么慢，是想强间了车子还是怎么着？”这话差点没把我这个外人雷翻在地，躺枪的我倒也没脸红，只是心里想，同是骑车人，何必说的像是人人在自我安慰，更何况你还是个女的，空气中汽车尾气已经够多了，还要让人承受荤唧唧的言论，交警叔叔管一管啊！
他们肯定是熟识的，他们工作的语言环境也可想而知。相比之下，我庆幸我还是温室里的小花朵。
过一个红绿灯，我就到家了。
小区的长椅上永远有几个老人，或一两个安静地坐着，或三五个漫漫闲谈。有些人已经混成脸熟，就不好意思不打招呼，这是最让我头疼的事，又不能每次都说一样的话，总要变通吧，不然显得多呆板，可又实在没有话茬，每当这时我都恨不得长出翅膀直接飞上去。
有时年轻的城管也会来这长椅上坐坐，多半是对着手机头也不抬。很好，很好。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这么多的城管，自从这个镇被评上文明镇，城管就雨后春笋般遍布于街道各处，还个个年轻又帅气，一身黑色制服显得英武过人，特给街道长脸。也因此，原本就小商贩稀缺的街道更整洁有序了，之前总是把商品摆到店门口一米开外的店主，也一下子死守防线，绝不让货品出门口半步。
后来，我跟李先生悲剧地发现，子铺关门了。原因是他们家店面太小，有地方蒸馒头，却没地方摆货收钱了，我们为此抱憾好一阵子。从此，我们与吃了二十多年的馒头暂作小别，转而爱上了糯糯的崇明大米。也是受饮食的影响，我们开始觉得，上海渐渐成为我们心目中比较理想的居住地。不过李先生至今还是很喜欢吃馒头，我却不知从何时起觉得馒头可有可无了，他还说我忘本。怎么会是我忘本，只能说是我的胃口适应能力太强。
我把车子停在车棚，上了锁。按说这样的旧车子已经不会招贼惦记了，可我又担心小偷白白拿去当废品给卖了。
女儿读的幼儿园就在我们小区隔壁，她四点就放学，我不得不拜托晚托班的杨老师帮我接，每个月付她二百块钱。我接过女儿，牵着她到马路对面的菜市场买菜，我已经习惯了这样一路牵着她，像拖着一条不轻不重的小尾巴，与此同时心里还记挂着到家就给东北准房客回电话。
楼梯口处我对女儿说：“小朋友今天要自己爬楼梯哦！妈妈提了太多菜，不方便牵你了。”
她很懂事地答应着，像是故意逗我又像是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来理解我的意思，屁股一撅，弯下腰双手按住楼梯就向上爬，边爬边无辜地回头看我：“妈妈，是这样爬回家吗？”她总能时不时地用她天真的呆萌调剂着简单的生活。
每次爬楼途中，女儿都要掉几次链子，要么说快累死了、走不动了，要么说力气用完了，赖在那不走，问我要棒棒糖吃，我说没买呀！她就饶有兴趣地提醒我说装假吃呀。我只好假装从口袋里掏出一根棒棒糖，像传递火炬那样庄重地递给她。她把假棒棒糖放进嘴里，立即满血复活了，一口气爬到六楼，竟然好意思说力气还没用完。有时不吃棒棒糖了，像个小领导似的命令我去追她，又不让追太紧，陪她上一次楼梯的时间，足够我自己几个来回。
有时我提着重物，已经累得快要不行。她拉着我用蜗牛般的语速给我讲幼稚又耗时的上楼规则，不讲完不让我挪动，我快要疯掉，歹毒的后妈潜质被她激发出来，不再迁就于她，火冒三丈地打断她未讲完的规则，反灌以我的要求。她满脸委屈，眼泪簌簌掉落，见我只管上楼，连忙死死抓住我的衣襟，狠狠地哭着被我一路拖拽回来。楼道里充满她的哭声，我几度停下来或安慰或恐吓，叫她不要哭，她却哭得更厉害。她也就哭的时候才天不怕地不怕，我却束手无策，想打又怕给人碰见。每当这时，我都无比心虚挫败，谁让她是我生的，我养的。进了家我怒火难消，门一关就作势要脱她裤子，势在必行的样子。她知道有可能要挨打，哭声戛然而止，惶恐地看着我，一声不再吭。
我当然没动手打过她，不还有句紧箍咒这么念吗：打孩子的父母是天底下最无能的父母。这个紧箍咒比“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还要具有诅咒性，它那么可恨地禁锢着我蠢蠢欲动的手脚，而我，多少次游走在无能的边缘，英明濒危。只是不知道我的那些恐吓给她造成多大心理阴影，这个问题还是等她大了再去求证吧。
这次，女儿倒是很配合，乖乖地走在我前面，也没叫累。我恍惚觉得她在成长道路上又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还剩最后一段楼梯的时候，她转身看见家门口站着一个陌生女孩，便毫无心计地指着她提醒我：“妈妈！有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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