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诛吕之事中，郦商被周勃挟持，逼得曲周侯世子郦寄不得不欺骗吕禄，将吕禄手中的虎符交到刘揭手中，方使周勃得以顺利进入北营，喊出那句‘吕氏右坦，刘氏左袒’。
但在时局稳定之后，舆论却出现一种非常诡异的声音：曲周侯世子寄，卖友求荣，简直不当人子！
按道理来讲，郦寄作为吕禄的至交好友，确实应该坚定地站在吕禄这边；按此时的道德观，即便吕禄是坏人，郦寄也不应该‘大义灭亲’。
对此，郦商即便是早有预料，也是徒之奈何——早在齐王刘襄入长安，却因为一句可笑的‘驷钧，恶人也’，就与皇位失之交臂时，郦商就已经明白：除了从一开始就坚定站在陈平、周勃这边的功侯外，没有人能从诛吕之事中捞到便宜！
不过紧接着，舆论就因为未央宫传出来的一句‘风闻’，而迎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传言皇帝刘弘听说这件事之后，随口对身边的宦官说了一句：寄父遭虏，因孝而失义，其虽略输私德，然大节不失！
刘弘一句话，舆论的倒向瞬间反转：郦寄面临父亲和朋友之间二选其一的艰苦抉择，最终选择保全父亲安危而出卖朋友，可谓大行不顾细谨！
这件事，也从郦寄‘卖友求荣’的证据，华丽转变为郦寄‘至纯至孝’的佐证。
反观这件事中的另一个主角：周勃，则是彻底沦为丑角——太尉明知郦寄孝顺，还要以郦商老将军的性命，去逼迫郦寄做出卖朋友的事，简直是道德败坏，脚底流脓，良心大大的坏掉了！
直到舆论风向转变，郦商才终于安下心来，但因忧虑而躺上病榻的郦商，却再也没有爬起来···
郦商很明白，如果真要着实郦寄卖友求荣，那曲周侯世家，几乎没有可能再走入汉室官场——汉室，对于官员最基本的三项要求：伟岸英俊的相貌，毋庸置疑的军功，以及，完美无缺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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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历史上，郦寄因为在诸吕之乱中出卖好友吕禄，确实曾蒙受巨大的道德污点；实际上无论是文帝万年，张苍于黄龙事件之后被罢相，亦或是景帝朝申屠嘉在‘高庙墙垣’事件后气死，这两次丞相出缺，郦寄都是备选人中最符合要求的：年纪够大，资历够老，地位也有，彻侯之位也满足。
无论是比起关内侯申屠嘉，还是位列三公，身为御史大夫，却能被内史晁错驯养成应声虫的开封候陶青，郦寄都更具备冲击丞相大位的竞争力。
但一句‘卖友求荣之辈’的评价，让郦寄连续两次与丞相大位失之交臂，虽然说不上抑郁而终，但要说郦寄死而瞑目，也是不大可能的。
这一章还有些东西要说一下，免得大家误会。
萧何确实是被刘邦评为‘首功’，其食邑也是位列开国功侯之最；但是从文中，大家不难发现，萧何食邑万户，但曹参却比萧何还要再多上六百三十户，张良的食邑也同样达到了万户。
那这是不是说明，萧何‘食邑最高’的说法不准确，或者说萧何‘食邑万户’是不准确的呢？
这个问题，作者君一开始也同样很疑惑，遂百般查阅资料文献，终于在一篇西安大学的硕士毕业论文当中，找到了答案。
实际上，这并不矛盾，萧何确实食邑万户，与张良相同，并且‘食邑数’比曹参少；但这并不表明，萧何的‘食邑’比曹参少、和张良相同。
问题的关键所在，就在于西汉彻侯的‘食邑’，并不是固定的‘每一户多少钱’。
《史记》中关于‘户税百二十钱’的说法，很容易让历史研究者因此进入这样一个误区：每户人家一百二十钱，就是彻侯固定的收入。
按照佐吏查阅到的文献，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彻侯食邑，其实质是将这户农户原本应该缴纳给国家的农税，转而上缴到彻侯的‘侯相’之手，最终进入这位彻侯口袋里，成为封国产出。
而《史记》之所以有“户百二十钱”的记载，是因为按照司马迁时的长安粮价：石四十钱，以及武帝朝大多数农户有田三十亩，按当时三十比一的农税税率，从而使得每户人家的农税，恰好就是三石粮食（平均亩产三石），共一百二十钱。
实际上，农户无论是上缴给国家的农税，或是上缴给彻侯的‘租税’，都不是按固定数值，而是按比例以及农税税率，将收成的十五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上缴。
例如汉初，百姓普遍有一百亩田，得粮三百石，税率十五税一，那粮税就是二十石粟米；具体折合多少钱，还要看当时的粮价。
而萧何的‘万户’比起张良的‘万户’，以及曹参的‘万六百三十户’，最大的差距就在于：封地。
萧何的封地：酂县，位于今湖北谷城县固封山附近，毗邻汉水，称得上‘膏肓之地’，就是说，萧何的一万户农户所耕作的土地产出，绝对不止汉初粟米平均亩产：三石。
而张良的封土留县，位于今山东省微山县附近，曹参的封土则位于今山西临汾市，虽然都说不上荒凉，但肯定没法跟毗邻汉水的酂县相提并论。
也就是说，萧何‘食邑’最高，指的并不是‘食邑数’最多，而是指每年能从封国得到的钱最多。
放在现代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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