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沙之学
吾乡理学，自唐赵德先生始，昌黎称其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亟排异端而宗孔氏者也。宋则梁先生观国，有《归正》一书，谓苏氏父子所为文，出入禅谛，饰以纵横，非有道者之言，胡待制寅亟称之。明兴，白沙氏起，以濂、雒之学为宗，于是东粤理学大昌。说者谓孔门以孟氏为见知，周先生则闻而知之者，程伯子周之见知，白沙则周之闻而知之者。孔孟之学在濂溪，而濂溪之学在白沙，非仅一邦之幸。其言是也。
白沙先生初学于康斋，而未有得。归坐春阳之台，潜心数年，乃恍然有得于孔、颜之所以为乐。其学盖本诸心，其功则得于静，故每以静中养出端倪教人，其言去耳目支离之用，非去耳目也。去其支离之用也，其不事著述，而欲归于无言。盖以道之显晦，在人不在言。伏羲著述止数画，而画前又有易，六经而外散之诸子百家，皆剩言而已矣。又谓此理之妙不可言，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比试言之，则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得言。
甘泉之学
甘泉初游江门，梦一老人曰：“尔在山中坐百日，即有意思。”以问白沙，白沙不以为然，是则白沙亦未尝欲人静坐也。然明道见人静坐，辄叹为善学。紫阳亦曰“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甘泉则谓古之论学，未有以静坐为言者，程氏言之非定论。盖孔门之教，皆欲从事上求仁，动时著力，何者。静不可以致力，才致力，即已非静矣。故《论语》曰：“执事敬”。《易》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中庸》戒慎恐惧慎独，皆动以致其力之方也。故善学者必令动静一于敬。又云：“涵养在敬，进学在致知，如车两轮。又如人行路，足目一时俱到。”明道云：“学在知所有，养所有。”明道得孔孟之传者也，其语学也，上下体用，一贯中正而无弊，朱、陆各得其一体故也。朱语下而陆语上，宗旨各有所重。
白沙本于濂溪，阳明本于明道，其学未始不同。而当时二家弟子，各执师说不相下。有建宁太守者，为甘泉、阳明创大同书院于武夷，以见二家大同之意。甘泉闻之甚喜，谓己与阳明，戮力振兴绝学，一以濂、雒为宗，致良知以体道，犹磨镜以照物，不是一空知便已，故曰格物。物即为物不二之物，至善是也。知止、定、静、安、虑、能得，则格之物，与阳明之言致知，无二旨也。顾端文云：“阳明之知，即甘泉之物。甘泉之格物，即阳明之致知。”大均谓知在于物，物外无知，物在于知，知外无物。知不可致，必格吾物以致之，物不可格，必致吾知以格之，格致一也。湛、王之说，善会之无有不同，格知中之物，致物中之知，而《大学》之道尽之矣。
甘泉先生尝开礼舍僧寺，来学者，令习礼三日而后听讲。讲必端坐观心，不遽与言，使深思以求自得。阳明云：“甘泉之学，务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为禅。甘泉者，殆圣人之徒也。”青萝云：“阳明之学过于高，惟甘泉所论，纯粹平正，上下皆可企及。至于宋儒之中，专信明道，尤为独得之见。”先是甘泉在京师，与阳明讲求正学，天下靡然从之。号阳明之派曰浙宗，甘泉之派曰广宗。而阳明早世，甘泉独以高寿作人，学者慕风而至，得以及门为庆幸。噫嘻，可谓盛矣。
甘泉翁年七十有五，始得致仕。作歌云：“归来乎而，嗟余其归矣。东西南北之人兮，安所不之矣。水宿山栖兮，忍其饥矣。”因取道江浙，泛钱唐，游憩于武夷久之。常为《九曲棹歌》，令诸生歌以相乐。有“一篙一篙至无终，篙篙相接终有通”之句。归至罗浮，日夕端坐石上，未尝至家。年八十复游南岳，筑室紫云峰麓，集衡阳人士而诲之，数月乃返。年九十二时，又游南岳，道过古州，邹文庄率同志数百人趋迎，戒曰：“先生高年，犹殷殷访友，此可征其学矣。古云，宪老不乞言，吾侪无多问以烦长者也。”时文庄年亦六十，临别泪落沾襟，翁顾慰之曰：“谦之何悲也，岂以予年老不复再会耶，后十年当再过子。”其后四年，翁九十有六，又欲往游武夷，未行而病，临终，为门人谆谆说《易》。昔人云“人不学便老而衰”。若翁者，其真自强不息之力也哉。
弼唐之学
明兴，白沙氏起。其学以自然为宗，无欲为至，盖天之学也。天无欲而四时行，日月无欲而万物以之变化，圣人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以其无欲焉耳。白沙得其微，当时来学者至倾天下，甘泉扩其绪而大之，及门四千余人。然以为求友于南，得庞弼唐一人而已。初，弼唐讲学罗浮，官南都时，又讲学于新泉书院，年五十有三致政，乃请为甘泉弟子。甘泉命主天关讲席，都授广州，尝言吕泾野在北，庞弼唐在南。二子者，中分吾道而治，可谓不孤。自甘泉没，弼唐与陈唐山、林艾陵、刘素予、黄莱轩、岑蒲谷、邝五岭、何古林、霍勉衷为天山讲易之会。四仲月，则大集天关。弼唐谓阳明之所谓知，即朱子之所谓物，朱子之所以格物，即阳明之所以致知，与甘泉体认天理之说不相悖。良知莫非天理，天理莫非良知，原无二旨。当是时，甘泉、阳明二家弟子，各执其师之说，互有异同。自弼唐为之会通，而浙、广二宗，皆于弼唐悦而诚服。于时乡士大夫翕然和之。若何古林则讲学诃林，薛中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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