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接到导师的电话，他偏头痛的毛病又犯了。放下电话，简单收拾了下，我就来到导师家中。
导师的家离我住的公寓不远，是座典型的德国中产阶级的建筑，成块条石搭建成的别墅，四周养满了一些月季和郁金香，不过在寒冷的冬天，这些花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叶了。
来到导师家里，我发觉他已经不舒很服很不舒服了，斜躺在了沙发上，见我进来，有气无力地示意了下，就让我赶紧开始针灸。
因为都是熟悉的流程了，我很快就掏出银针，用酒精消毒了下，插在了他的耳轮结节处，熟练地捻搓起来……正当我针灸时候，忽然，导师的门被人推开了，来人身材高大，穿着黑色的军装，外套风衣的领子高高竖起的，让我几乎看不清他的脸，但是他左胳膊上一条绘制有黑色卐符号的袖标，露出风衣的翻领上红色的领章有2道闪电标志，让我清楚知道这个家伙的身份就是令人色变的党卫军
这个人撞见我正在给导师针灸的情形，也愣住了，迅速拔出手枪对准我，喝斥我放下“凶器”！
导师见状，漫不经心地挥手让他放下枪，告诉这个“党卫军”，我是他的学生，正在为他治病。
“盖世太保”半信半疑地放回手枪，好奇地凑近来，仔细查看我手中的银针，觉得那么地不可思议。
在导师的互相介绍下，原来这个“党卫军”名叫罗姆，是abwehr（德国军事情报局，后于1939年整体并入了帝国中央安全局reic）成员，他是我的导师在政府里一个密友。自从纳粹上台后，他随即加入了德国的情报机关，几次三番希望导师回到政府中效力。
导师在我的针灸下，头痛感逐渐消失，坐起身后，示意我先离开，他还要和这个不速之客谈些事情。
我很识趣地起身，拿好自己东西，转身就要离开，却被罗姆叫住，他再次询问了我的中文名字以及现在的住址，然后似乎记录了下来，导师见状急促地催我赶紧离开。
我不知道他们会谈什么事情，依我之前和导师的沟通，他似乎很不愿意为这个火箭般崛起的这个“社会工人党”也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纳粹党”服务，他觉得这些人是靠暴力和欺骗来获得了民众的信任，并不是未来德国的真正希望。
回到公寓后，一连好几天，我都没出门，因为满大街都是兴奋不已，狂暴的人群，以及横冲直撞的一些纳粹的青年组织，他们对外国人和移民充满了敌意。
就在我还沉浸在一些伟大思想家的著作的时候，门铃响了，当我打开门，两个表情严肃的身穿黑色军装的“党卫军”出现在我面前，他们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要我迅速整理好自己的行李物品和他们走，我有些不知所措，甚至连给导师的电话都没来及打，就被两人强行塞进了一辆插着黑色卐字旗的轿车内，车窗被厚厚的遮光窗帘给遮蔽住了，我要求给自己的导师打电话，他们装作没听见，一副冷漠的面孔让我隐隐有些担心。
车子很快到达了一个地方，我认出那是位于慕尼黑市的一处德军机场，在一架容克式小型客机前，我看见了导师布登博士。他上前微笑着招呼了我下，要我随他去一个地方，因为有一些历史问题要当面请教他。虽然事发突然，但是我起码知道自己性命无虞，还是略微松了口气。
在罗姆催促下，我们登上了那架小型客机，飞机等我们坐稳后，迅速启动，离开了地面。
飞机上，罗姆依旧对我的身份有些怀疑，旁敲侧击的询问了许多，还是导师再三告诉他，自己因为头疼厉害，时常不能正常工作，这么远的旅程，必须有我在一旁照顾和做他的工作助手，他才能安心工作。罗姆因为曾亲眼目睹我针灸时候的情形，知道导师所言不虚，这才略微放下些警惕。
我所乘坐的这架德国产的“容克”式的飞机，在横穿了波兰全境后，经过大约3个小时，我们来到了苏俄西部重镇基辅。这是一座被称为为第聂伯河上的“帝王之城”的美丽城市，是曾经的乌克兰国首都，一座坐落在第聂伯河中游的历史十分悠久的城市，而现在只是布尔什维克人的一个重要军事重镇。
虽然我们航行在苏联的国土上，机身上有那么明显的德国空军的铁十字标志，我也并不担心自己乘坐的这架德国飞机会被情绪激动的苏联防空部队击落。
因为此时的德国和红色苏联正处于如胶似漆的蜜月期，而我们正是应苏联内务部（著名的“契卡”）邀请而来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因提出修改凡尔赛和约的请求遭到了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的拒绝，德国代表团深感受到冷遇与压制，于是于1922年秘密向获邀来欧洲讨论“复兴欧洲经济问题”的苏俄代表团探询是否愿意在会外单独同德国举行双边会谈时，得到苏方积极回应。
作为欧洲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苏俄受到了当时欧洲最严厉的经济和军事封锁，国内经济趋于停顿，饥荒横行，苏俄领导人迫切的需要获得经济和军事上的各类支援。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与苏俄经过紧张的双边会谈，由两国外长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德国和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协定》，这就是开辟长达20余年苏德合作时代的《拉巴洛条约》。
而根据条约，双方不但恢复外交关系，在最惠国待遇原则下发展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双方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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