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之用”的“用”一般有两种解释，一是作用，一是应用施行。前种解释是主流的解释，李零先生杨伯峻先生（后期）都采用了这种解释。后种解释，非主流，但我认为是原意。
前种解释，就不是在讲“礼”与“和”之间关系的问题了。而是说“和”是“礼”的作用之一，本篇仅仅是在讲“礼”的作用，“礼”的作用最宝贵的就是“和”。这样的话，“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句话就很难解释的通，无论那种解释都嫌牵强。而且从先秦各家书籍上看，“礼”与“和”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内容，有不以“和”节之的“礼”，比如法家的“礼”。“礼”并不是儒家的专利，有夏礼殷礼周礼秦礼等等，但是否都遵从儒家的“和”道，就不好说了。
这篇是在讲“礼”与“和”之间的关系。“和”是施行“礼”的重要原则，“礼”与“和”是相辅相成的，单一的强调“礼”或“和”都是不行的，所以有子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礼”是什么？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要把“礼”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个人水平有限，难以胜任，即使胜任，也够写本很厚的书了。简言之，“礼”就是人在社会中所需要遵守的行为规范，包括衣食住行言行举止等等各个方面，内涵外延非常广泛。今天我们很容易把当时的“礼”狭义化，这是需要留意的。不同身份地位的人有不同的行为规范——“礼”需要遵守，《左传》中说：“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所以“礼”是体现人的身份地位的，有“礼辨异”的说法。
比如从饮食上看：天子食太牢，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是豚，士食鱼灸，庶人食菜。《左传》中曹刿说“肉食者鄙”，也可以看出不同身份地位的人有不同的饮食。这些都是我们今天难以理解的事情，在礼制严格的时代，能不能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住好的并不是看你有没有钱，而是看你有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
所以“礼”就是让人们不平等有等差。这样的“礼”定然让底层的人产生反感和反抗，甚至可能上层的人也会反感。为了化解“礼”的这种负面效果，就产生了“和”。我国是一党执政的政体，为了弥补一党执政的缺陷，又制订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礼”与“和”的关系是雷同的。
那么，“和”又是什么？同样重要的问题。今天我们大谈特谈和谐，但又有几人真正理解什么是“和”？现在我们都把自己的时间送给了电脑手机游戏，很少有人去看书去关注自己的文化了。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对“和”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摘录如下：
…“以他平他谓之和”；如以咸味加酸味，即另得一味。酸为咸之“他”，咸为酸之“他”；“以他平他”即能另得一味；此所谓“和实生物”也。若以咸味加咸味，则所得仍是咸味。咸与咸为“同”，是则“以同继同”，“同则不继”也。推之若只是一种声音，则无论如何重复之，亦不能成音乐。如只是一种颜色，则无论如何重复之，亦不能成文彩。必以其他济之，方能有所成。…
所以，很多人将“和”解为调和，是颇有道理的。“和”就是要告诉人们，这个社会天生存在不平等，无论尊卑贵贱还是长幼都是需要的，都是有其作用的，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绝对的平等是不可能的，就是羊群还有领头羊呢！只要是社会，就会有不平等，平等不过是相对的。按照“和”的原则，人们就不会反对“礼”的不平等，这样幼能事长卑能事尊贱能事贵。所以“和”的目的就是要人们“止争”，按照“礼”的要求，安于自己的身份地位，发挥自己应该发挥的作用，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这就是和谐社会。这样的社会中，理想状态下，虽然有“礼”上的不平等，但每个人都能快快乐乐地生活，所以有了“礼乐”的说法。其实“礼乐”就是“礼和”，只有“和”了人们才能“乐（快乐）”，从另一个角度说，音乐必须和才是音乐，所以从中国哲学的角度看，“和”与“乐”是没有多大分别的，这就是为什么皇侃将“和”解为音乐，但后人多不能理解。
反对儒家的庄子说：“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反对儒家的“礼”，也就不需要儒家的“和”了，人们就变成一个个绝对自由的个体，社会也就不需要了，所以庄子要求“民如野鹿”。
明白了“礼”与“和”的内涵，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很容易理解了。有子这句话就是在说“和”是“礼”的原则，“和”又要用“礼”的方式来体现，所以“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先王”就是指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先秦百家大部分都是厚古薄今的，当然法家除外，法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与时俱进”。孔子谈文王武王，墨子为了压过他就谈夏禹，孟子为了压过墨子就谈尧舜，到了道家这边就直接进入“动物世界”了，大家都在比谁更古，好像越古就越先进一样。当然，今天的人也一样，要么厚古薄今，要么厚西薄中。
“道”前面曾经解释过，就是今天所说的主义。“先王之道”就是指“礼”“和”，或者说是西周的礼乐文化。因为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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