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纵在车里点着烟，看着前面小院里唯一亮着灯光的房间。
侍二处主任周济臣是个古怪的人，从前在上海报社写文章，家喻户晓，总座经过上海，约见他，想将他延揽幕下，问他：“希望做什么官？”他回答说：“什么官都没有兴趣，做个笔下纵横的私人秘书即可。”
总座很高兴，随即派他在秘书室。后来总座发达，问过他两次，让他做总统府秘书长，他还是说只要当个私人秘书就满足了，不想当官；再然后，他手下的秘书，某某某某做一两年之后都飞黄腾达，文有官至行政院院长、中央日报社长、做了大使的；武官呢，官拜上将中将者大有人在。他也当到侍二处处长，作为侍从室主椽，各类文稿、批示，总座的讲稿、训词，几乎都出自他之手，他不留名，只求做事，对老头子一贯尽心竭力，忠贞不二；老头子对他也是信任有加，重用不疑。
他不应酬，不见客，不受礼，也没有一般达官显要的臭架子，住宅就是前面这座小院。白纵拜访过，他回家最常待的即现在亮起灯的房间，东厢书房，极小，一张写字桌，一具电话，一架收音机，一张沙发和两把椅子，旁边一张单人床，疲劳时就躺一躺，跟家人并不太多交流，视家如客栈。
偏他太太是个爱热闹的，看戏打牌无一不落，两个人也没孩子，看现在只一盏灯，他太太十之八九出去看戏去了。
他对总座并非毫无怨言，白纵是知道的，他曾经对好友倾诉过：我最自由的还是在上海工作的那一段日子，心里想说什么就写什么，做了总座的秘书以后，连篇累牍粉饰太平，言语乏味，几乎不能忍受！
他又说：总座常说他的决定就是命令，不必再在行政院讨论，那么所谓的三权分立、五院行职又有什么用呢！
这些私下里的言论，白纵如数上报，总座心内想法没人知道，面上如常，大概知道这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随他吐吐牢骚去吧。
不知道这么晚了师鹤徵来找他什么事，莫非拿临时训词？
最近关于靖家底下聚敛大量钱财的新闻爆出，甚嚣尘上，老头子跟靖承鼎还好些，从靖承鼐到靖麟徵，从靖承康到靖承泰，说他们是国家最大一群蛀虫，前线将士浴血苦战却待遇很差，反观他们家族总财产却达数亿美元之巨……总座又气得血压上升，估计得发表申明辟谣了。
窗上印的身影动了动，像是起身坐下，一直没看到师鹤徵的影子，他只能通过推测判断——不过他如果要走，总要从前门出来。
又等了一会儿，觉得有点不对劲了，正想着这院子还有后门，也许该去后门看看，突然，听见一声枪响。
那个印着的身影缓缓伏了下去。
白纵难得呆了下，十秒钟之后，像惊醒般，他抽出手枪，上栓，推开车门。
从篱笆处翻了进去。
落地，侧耳，四周静悄悄的。
他贴着墙前进，警惕的观察左右，拐弯之后，来到东厢第一个房间，扭开门柄。
门并没有锁。
那个刚过知天命之年的侍二处处长完全变成了个老人，躺在并不明亮的灯光下上，手里有一把枪，血从他的太阳穴流出来。
桌上有两杯茶，茶水已经凉了。
白纵目光锐利的一一扫过，书桌上有张纸条，他走过去读那字条：
今年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
自杀？
他想起“一记耳光”说。
这不是当初卫大总长的“一记耳光”说，因为那个版本实在扑朔迷离，连他也不清楚实际情况如何；而周济臣，昨日是实实在在挨了总座一记耳光的。
因为他居然也问起靖家是否中饱私囊，引起总座勃然大怒：“你在我身前多年，别人怎么讲，你怎么也随便听信！我们家为党国奉献，哪里有钱！”
他破口大骂足足一两个小时，越说越来气，最后以一记耳光戛然而止。
周济臣挨训不少，耳光却是未尝过，他一介书生，自尊心极强，突然遭受如此凌辱，哪里咽得下这口气；总座亦意识到失态，试图补救：“济臣，我这也是内外忧患怒极攻心了——”
第一次，周济臣不等上司说完，掉头离开了房间。
……
这样看，书生想不通了。
白纵第一直觉打电话到松海官邸通知死讯，当手碰触到话筒时，目光又看到了那两杯茶。
师鹤徵——才来过。
侍一处与侍二处向来有矛盾，而众所周知，侍一处阮处长对师秘书青睐有加。
他看着地上的尸体，再看看遗书，知道他要做什么了。
把遗书放进自己口袋，白纵在尸体边跪下来，先周身搜一遍，钢笔、手帕，这些没什么，主要是手表，他拿起来，调到半小时前，啪，砸坏。
拉开抽屉，将书桌前的椅子翻倒，从死者手上取下手枪，擦拭干净，放在死者的手边。
然后他走出房间，顺手关上门。
周太太仍没有回来。
仍然从篱笆翻出，回到车里，并没有立即发动，而是心里把这事重新估量一次，看看是否有漏洞。
手枪上没有指纹，警方不能以自杀案办理。
院里没有其他人，从停止的时针看，焦点除了彼时造访的师大秘书，还有谁？
从口袋里取出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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