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夷作牧“莱夷作牧”，孔安国云：莱夷之地，可以牧放。蔡传因其说，谓夷人以畜牧为生也。然游牧乃沙漠之地，不生五谷，故但逐水草耳。莱在齐西境，则固耕耨之乡，岂必以其莱夷而悬断为畜牧乎？况畜牧何必云作牧乎？盖“莱夷作牧”者，谓即用莱夷之长，使之官其地，统其众，如后世之土司耳。牧即伯之牧，《汉官旧仪》云：东莱，周时曰莱子国。尤见即以莱人为君长之明证，而必以牧放释之，亦固矣。
三正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此三正也。然《夏书·甘誓》云“有扈氏怠弃三正”，则夏之前已有三正矣。孔安国因商、周在夏之后，故不敢以子、丑、寅释之，而但谓天、地、人之正道。王肃亦云：惟殷、周改正，自夏以上，皆以建寅为正。《尚书大传》云：王者存二代之后，以备三正。马融注《甘誓》亦云：子、丑、寅也。郑康成注《尧典》“正月上日”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尧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时未改尧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尧正，故云月正元日。则三正迭建，固不始于三代矣。蔡传亦云：唐、虞以前当已有之。（按《魏书》李业兴使梁，梁武帝问：“《尚书》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此是何正？”业兴曰：“夏正。”梁武曰：“寅宾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是《尧典》亦夏正也。”此据《尧典》证尧之以寅为正月，最为明确。郑康成谓尧正建丑，舜正建子者非。）
《泰誓》真伪汉时别有《泰誓》一篇，其中载白鱼入舟，火流王屋化为赤乌等事，而于《左传》、《国语》、《孟子》诸书所引《泰誓》之文无一语相合。故马融疑之，谓：其文义浅露，吾见书传多矣，所引《泰誓》俱不在今《泰誓》之内也。然汉以来此《泰誓》盛行，诸儒所见《泰誓》皆是此篇。（董仲舒《天人策》、司马相如《封禅书》、司马迁《周本纪》皆引用白鱼、赤乌之事，王充《论衡》引此事，并明言《泰誓》之文。马融谓《春秋传》所引《泰誓》“民之所欲”二句，《国语》引《泰誓》“朕梦协朕卜”三句，《孟子》引《泰誓》“我武维扬”五句，孙卿引《泰誓》“独夫受”一句，《礼记》引《泰誓》“予克受非予武”六句，俱不在今《泰誓》之内。杜预注《左传》所引《泰誓》“民之所欲”二句，谓今《泰誓》无此文。故诸儒疑之。韦昭注《国语》，引“民之所欲”二句，亦云今考《泰誓》无此文。可见诸儒所见《泰誓》皆武帝时所出之本，故反疑《左传》等书所引为脱简。）至周、隋间，孔安国《古文尚书》出，有《泰誓》三篇，与此迥别，且与诸书所引《泰誓》之文多合。于是孔颖达直斥此篇为伪，而以孔传所出为真，此一重公案久定矣。近日王西庄则又以颖达所谓真者为伪，伪者为真。其强词博辨，大概以《史记》及《尚书大传》为据，谓《汉书·儒林传》称司马迁作《史记》多从孔安国问故，而《史记·周本纪》已有白鱼赤乌二事，是必从安国古文《泰誓》中来，则白鱼赤乌之为真《泰誓》无疑也。又《尚书大传》出自伏生，而其中《泰誓》传云：太子发升于舟，白鱼入于舟中，有火流于王屋，化为赤乌三足。是又与当时所传《泰誓》中语相合，益可见白鱼赤乌之为真《泰誓》也。其证佐可谓确矣。然此《泰誓》一篇本系别出，刘向谓武帝时民间得之于壁间，王充《论衡》谓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坏老屋得之。虽所传时代不同，要其为单行独出，非伏生今文中所有，亦非安国古文中所有，则凿凿不爽。况伏生书本二十八篇，而史迁云二十九篇，孔颖达谓当时此《泰誓》一篇已盛行，迁遂并入伏生书内，而总为二十九篇耳。是迁方以此为伏生今文，而西庄反以为史迁引用安国之古文，其是非更不待辨。至以《尚书大传》与此《泰誓》相合为证，按伏生传《书》在景帝时，而此《泰誓》出在武帝时，则《大传》在先，此《泰誓》在后，明系汉儒因武帝购遗书，遂依仿《大传》造此《泰誓》一篇，托为得自坏屋者而献之。或谓《泰誓》原文若本无此鱼鸟等事，则伏生之徒何由凭空撰传？此更不然也，《大传》所记多有与《尚书》本文不相涉者，不过因某朝有某事，即附叙某朝书篇之下（说见“尚书大传”条内），不得谓此传必从《泰誓》真本而出也。然则此《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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