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别人是听到敲击声才进病房来的,而在此之前,都是你一个人在病房里守着总书记,对吧?”他问。
我只能点了点头。
“或许你知道‘大位传于吾儿鲍里斯’是什么意思?”
我用力地摇着头。我确实一无所知。
克格勃少校拍了拍我的肩膀:“你不用紧张,我们之后会找你了解情况,你如实说就可以了,明白吗?”
我再次点了点头。
1982年11月10日——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日,四十年后我在医院等癌细胞检测报告时,时间都没有那么漫长。交班以后,我回到了宿舍,整整一夜,我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就像过了整整一年……我脑海中没有思考任何东西,甚至也没有疑惑、恐惧或者忧虑,只是一片空白,但是我的内心是沉重的,就像被肮脏的石块压住了,重得透不过起来,隐隐约约,我总能察觉到一种不祥预感。
如果你去查气象记录的话,1982年11月10日夜,莫斯科整夜刮着狂风,风贴着阿尔巴特街飞行,贴着高尔基大街飞行,发出狼嚎一般呜呜的哭声,就像十万匹悲怆的狼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里蹿行。你还能查到:那一天莫斯科打了一整夜雷,却没有落下一滴雨。老天爷愤怒地咆哮着,但是就是不落一滴伤心泪!
我就这样在惶惶不安中度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就从连夜赶印出来出来的《真理报》上读到了头条: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于昨夜与世长辞。
就在悲戚的风声中,列昂尼德?伊里奇离我们而去了。
他是悄悄走的,走的时候,全苏联的人民都在睡梦中。
我看见,克里姆林宫里,很多人都两道眼泪落下来了,不知是装出来的,还是发自内心的悲伤。那可怕的场景,竟然成了回光返照的勃列日涅夫在人世的诀别。
……
克格勃和政治局的代表没有让人多等。很快,我就被招去问话了。就像审判那样,所有那一天在场的人都被召集到了一起,像是证人一样。克格勃一个一个地问我们话,看我们的话相互之间能否对的上。
围绕“医护人员在治疗过程中有没有失误”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多讨论,总书记本来就是风烛残年,日薄西山。安德罗波夫亲自拍板说医护人员没有问题,不但没问题,而且还很辛苦,要嘉奖!每人发一枚sān_jí列宁勋章。
克格勃的关注点在于勃列日涅夫的遗言。
那天到底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昏迷了三个月的列昂尼德?伊里奇会突然站起来,为什么他会有如此古怪的行为?
难道是回光返照?
我们被轮流带到小房间里,一个一个地问。
我是重点人物。
“你说的好几点,都和我们已经掌握的信息对不上。”听完我的叙述后,一个金发碧眼的女调查员对我说。
“我所说的都是实情,为我亲眼所见。”我说。
女调查员看了我一眼,问:“首先,你说列昂尼德?伊里奇当时拿着一根手杖。”
“是的,一根手杖。”我说。
“什么样的手杖?”
“嗯……就是普通的那种手杖……”
“什么颜色?多长?”
“不长,大概……一米?一米半?颜色么……那时候房间里黑,看不见颜色……”
“他用手杖敲地?”
“是的,他用力地敲击着,声音特别响,后来那些医护人员之所以会进房间,就是被这声音吸引来的……”
女调查员冷笑了一下:“继续编呀!”
“这是实情!”我说。
“一派胡言!列昂尼德?伊里奇一生中都从来没有用手杖的习惯!最关键的是:你说有手杖,那么手杖在哪里呢?我们搜遍了整个病房,把地板都一块一块挖了出来,掘地三尺,就是找不到你说的拐杖!”
什么?我大吃一惊。
“你可以问当时在场的其他人,所有人都看见了手杖。”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串供的。”女调查员摇了摇头,又问:“还记得列昂尼德?伊里奇当时说了什么吗?”
“他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来人!记录我的遗言!’,第二句是‘吾命不久矣……大位传于吾儿鲍里斯!’,第二句他说了两遍……”
“我们找了十四个最好的语言学家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这根本不是列昂尼德?伊里奇的修辞风格!”
“可不仅是我一个,所有在场的人都听见了!”
“要么是串供,要么是集体癔症。”
我的头脑中一片晕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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