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石鼓文
周《石鼓文》在京师太学仪门内，为石刻中最古，高二尺，广径尺余，形似鼓，而顶微圆，其一如臼。相传为周宣王猎鼓也，初弃陈仓野中（按《续汉郡国志》右扶风陈仓注引《辛氏三秦记》云“陈仓有石鼓山，鸣则有兵”，并非上有《石鼓》旧文也。今金石家辄曰陈仓《石鼓》者，恐误）。唐郑余庆徙凤翔县学，而亡其一。宋皇趟哪辏向传师得之民间。大观二年，徙汴京国学，以金嵌其字。靖康二年，金人辇至燕，剔其金，置大兴学。元大德十一年，大都教授虞集始移国学。其篆凡六百五十言，至元中存三百八十六字，今仅存者二百八十余字而已。谓为周宣王鼓者，韩愈、张怀稀Ⅰ糷也；谓为文王鼓至宣王刻诗者，韦应物也；谓为秦氏之文者，郑樵也；谓宣王而疑之者，欧阳修也；谓宣王而信之者，赵明诚也；谓为成王鼓者，程琳、董幸玻晃轿宇文周物者，马定国也，故王伯厚皆驳正之。至杨用修云得李宾之家唐人拓本全文，恐是升庵伪造。今阳湖孙渊如观察竟取杨本刻诸虎丘孙子祠，亦好奇之甚矣。高宗纯皇帝以乾隆庚戌亲临辟雍，见石鼓漫泐，为立重栏，以蔽风雨，即以原文集为十诗，再刻十石，并御制《石鼓文序》，仍从韩愈定为宣王时刻。圣训煌煌，垂示万古，真艺林盛事云。
秦泰山石刻
秦泰山石刻，唐时已亡，今所传者二十九字，二世之文也。据宋人刘砟Ｍ兀尚有二百廿三字，可读者一百四十有六字。据《集古》、《金石》二录，犹存四十字。本朝乾隆初，碧霞元君庙灾，则并二十九字亦亡之矣。嘉庆乙亥岁，前泰安令蒋君伯生赋闲无事，独游岱顶，闻之故老云：“玉女池中有古刻。”遂车水寻觅，果得残石两小块，审之仅十字，即二十九字中文也。遂拓数十纸以贻海内博雅君子，则有翁覃溪阁学、阮云台宫保、粱林方伯、孙渊如观察俱赋诗作跋，为一时佳话。按二世元年是壬辰，至今道光壬辰，已三十五甲子矣。
秦琅琊台刻石
琅琊台刻石，十二行，计八十有六字，亦是二世之文。今在山东诸城县东南百六十里，三面临海，即琅琊台也。案始皇刻石之文，具载《史记》，凡七处，峄山、泰山、琅琊、之罘、东观、碣石、会稽是也。惟峄山之文独阙，故宋时郑文宝补刻之。元至正间，鲁人申屠坑忠曰峄刻石模于绍兴府学。余又尝得徐弦所模碣石门墨本刻之焦山方丈，实可补《史记》阙文，而学者有信之，有疑之，皆尚古之过也。
新莽天凤刻石
山东邹县野田间新出王莽时天凤二年刻石，七行，俱有界道，其后有“后子孙毋坏败”六字，似是墓间石也。今《五经》博士孟公继良移置孟庙。嘉庆庚午春，山东金乡县马进士又于巨野县之昌邑聚田间得残碑一段，仅存铭文，上下亦不相连续，有云“宣仁播威，赏恭纠[1234]”，又云“奋旅扬旌，殄灭丑类，勋烈焕尔，聿用作诗”，云云，似此人以武功而显者。惜无纪年可考，惟存“七月六日甲子造”七字而已。
汉燕然山铭
吴江翁海村征君惠余双钩《燕然山铭》，云得之曲阜桂大令未谷，未谷得之玉虹楼所藏宋拓本，真如景星庆云，世未易见。余细审之，谓必是后人重模，如西之作卤，旦之作氏，寇之作寇，铄之作烁，爸作埃皆非汉人字体，又脱去“乘燕然”三字。然未谷深于汉隶，必有精鉴，即是重模，亦非近时人所能为之。案此铭，《集古》、《金石》二录及《隶释》、《隶续》、《汉隶》、《字原》俱不载，惟刘球《隶韵》引模数十字。于奕正《天下金石志》、孙克宏《金石志》皆谓原石在今宣化府，而绝无传拓之本，何耶？余恐宣府之本亦是重模耳。
汉西岳华山庙碑（延熹八年）
是碑旧在陕西华阴县西岳庙中，明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毁，片石无存。海内所传，惟有两本，一为商丘宋氏漫堂所藏，一为华阴王无异所藏。然宋本缺十字，王氏本缺百五字，可以辨拓本之先后。近阮云台宫保又得一本，云是宁波天一阁藏本，亦有缺字，是又在王本后矣。宫保尝自刻一石于雷塘祖茔，并将欧阳《集古录》跋语真迹附刻其上，可谓嗜古者矣。
汉元儒先生娄寿碑（熹平三年）
是碑旧藏吴门蒋韵涛学博家，前阙四十八字，后有丰道生题跋，知明时与《夏承碑》同藏于吾乡华东沙氏，即真赏斋主人名夏者也。乾隆六十年，余从韵涛侄春皋明经双钩得之，以寄翁覃溪先生，曲阜桂未谷遂以刻之京邸，此顾南原作《隶辨》时所未见。
汉熹平石经（熹平四年）
《熹平石经》，见于《后汉书灵帝纪》，熹平四年议郎蔡邕与堂典、马日、张驯、韩说、单艿茸嗲笳定诸经，而刻至光和中。寻遭董卓之乱，焚烧洛阳宫府官舍，碑已残阙。后魏武定四年，由洛阳移至邺城。周大象元年，又从邺城移至洛阳。隋开皇六年，又从洛阳徙至长安。转移迁徙，碑益漫灭，故唐初已有十不存一之叹。洪氏《隶释》所载，不过九百七十又一字而已。余于乾隆五十年七月偶于书肆中购得旧本《管子》一部，中夹双钩五六纸，率皆残阙不全，细心寻绎，得《尚书洪范篇》七十八字，《君篇》十三字，《鲁诗魏风》七十三字，《唐风》三十一字，《仪礼大射仪》三十七字，《聘礼》廿八字，《公羊》隐公四年《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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