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小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北京这座城市对我们这一代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可能许多人会和我一样，并没有认真想过，或者说，没想明白过。从20世纪80年代出生，到今天，说得俗点，弹指一挥间，很多事情都在发生着变化。有些变化没有人跟你商量过，连问都不会问你一声，便拔地而起。这就像是谁给你推了一剂杜冷丁，要过很长的时间，那阵疼痛才会钻进心里。更可怕的是，面对周围人的漠然，你还要撑住，谁先喊疼谁就是孙子。今时今日的我，早已搬到了北京南四环外去住了。有几次，再度回到儿时生长的旧地，我竟有了平生从未有过的感触。一寸寸砖墙，一处处杂院，它们的处境，仿佛我都能听得见。那条细长的小街上，两旁种植着茂盛的槐树，在路人头顶纵横交错，尤其在秋夏交界的时光中，斑斑点点的树影，洒下来，像个天然的幻灯机，每走一步，就是一幅艳丽的画。我站在陶然亭公园北门东侧的街边，便利商店、面包房、报刊亭、致美楼饭庄、经济日报社，都在整齐划一地进行着翻建、装修或拆迁，远处还驻扎着训练有素的基建公司的工人，他们挖地基，修管道。这里的黄昏，本该是斜晖脉脉之时，我却感觉到一种兵临城下的紧迫感。在街对面的中国戏剧学校，整栋楼都被枝枝蔓蔓的树枝围裹着，忽然我听到一段短促而强劲的唱声，仰头望去，是一个女孩正在吊嗓子。我退回几步，只求能错过树枝，看清她的容貌，反反复复中，却只看见了那件米黄色的衣裙。继续听，我是外行，识不出好赖的。她的吊嗓，也许是专注地在找调门，也许只是随意地扯一扯，但在我听来，那却更像是一种呼救。一条街，咫尺间的距离，我却仿佛看到那美好的旧日时光，近在眼前，却无从追寻。人对家乡故土的依恋，大体上仅次于男女间的相思之情，会更多地把它表现在文学作品里。所以这也在有意无意间，成为《琴腔》这部小说最原始的一种写作视角。因为我喜欢把人物设置在那半旧不旧、半生不熟的年代里，任其人、其事，自然发酵。秦学忠和岳少坤，两人一个出世，一个入世，在故事的行进过程中，彼此交集、感染、改变，最终甚至发生转化。在写作完成之后，我也会想，这与中国人传统道教体系里，所一贯秉承的福祸相依、否极泰来，是一个意思。出世到了极致，也会转为入世，而入世过了极限，自然会出世，这些完全是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本身教会我，并且令我体验到的。写之前，我不会想到这些。所以我在很多场合都讲过，我要感谢《琴腔》这部小说本身，我塑造了它，同时它也成就了我，回赠了我很多礼物。因而我从不避讳的是，《琴腔》离我写作本意，偏出了许多距离。在写它之前，我只是很简单地想表达两个不同的长辈，如何对待自己孩子的问题。上一代人总会一厢情愿地将自己的成就或者未竟事业，强加于下一代的身上。那么，一头是孩子争气，却离你很远；另一头则是孩子没长进，却与你不离不弃。做长辈的怎么选，影响的是彼此的生活与命运。当然，在动笔之前，我是有所倾向的，我以为我很清楚，但其实在写的过程中，人物和那个年代的很多细节会带给你另一种答案，那就是没有答案，这种事情，是好是坏，孰对孰错，是说不清楚的。所以我很幸运，没有急着为笔下的人物盖棺定论，我喜欢听取他们的意见，看看他们想说什么。其实很多地方，我以为，真的不是我在写，而是他们拖着我走，带我去看看这儿，瞧瞧那儿，我能怎么办呢？总不该硬甩掉他们，另起炉灶，重新找个人来替他们要走我写好的路吧？我又能有什么好路可走。于是有的人看完这部小说后，会认为后三分之一的走向，可以商量，结构上可以更精致，我倒以为，小说本身的好坏，决定因素并不取决于结构。如果你真的在意文字里写的东西，在意它并没有按照你的想法去推进，那倒不如去想想没写到的地方。我想《琴腔》之好，在于它应该是有给你去联想的空间和意蕴的，它真的成功地构建了一个离我们并不遥远，却恍如隔世的生活年代。听朋友讲，纽约摄影学院里有句话，在离你家方圆五十公里内的地方找素材拍，如果那样你都拍不出东西，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会一无所获。我觉得这样的道理，同样适用于文字。那些你熟悉的、依恋的、确定的东西带给你启发，触动你的情感，会令你写出许多不确定的东西，这便是写作的意义及魅力吧。我开始阅读大量有关北京城的史料、小说和纪录片，当我再度踏进南城，那里的一砖一瓦，每条街巷，似乎都有许多的话要对我说。现在想来，当时的那种情感，应当是习惯常年漂泊在外，或者背包游的成年人根本无法认同的。直到我看到黑泽明的自传，看到小津安二郎的电影，看到侯孝贤的《童年往事》《冬冬的假期》，他们谁也不会避讳，童年与家，对自己成长之路的影响，更不会羞于提起那段青涩甚至幼稚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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