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之初六曰：“旅琐琐，斯其所取灾。”《传》曰：志卑之人，既处旅困，鄙猥琐细，无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灾咎也。
在旅而过刚自高，致困灾之道也。
《兑》之上六曰：“引兑。”《象》曰：“未光也。”《传》曰：说既极矣，又引而长之，虽说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过，实无所说。事之盛，则有光辉，既极而强引之长，其无意味甚矣，岂有光也？《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议狱缓死。”《传》曰：君子之于议狱，尽其忠而已；于决死，极其恻而已。天下之事，无所不尽其忠，而议狱缓死，最其大者也。
事有时而当过，所以从宜，然岂可甚过也？如过恭、过哀、过俭，大过则不可；所以小过为顺乎宜也。能顺乎宜，所以大吉。
防小人之道，正己为先。
周公至公不私，进退以道，无利欲之蔽。其处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诚也，荡荡焉无顾虑之意。所以虽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圣也。《诗》曰：“公孙硕肤，赤舄几几。”采察求访，使臣之大务。
明道先生与吴师礼谈介甫之学错处，谓师礼曰：为我尽达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为是，如有说，愿往复。此天下公理，无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则必有益于我。
天祺在司竹，常爱用一卒长，及将代，自见其人盗笋皮，遂治之；无少贷；罪已正，待之复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
因论“口将言而嗫嚅”云：若合开口时，要他头，也须开口，（如荆轲于樊於期。）须是“听其言也厉”。
须是就事上学。“蛊，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后，方能如此。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先生见一学者忙迫，问其故，曰：“欲了几处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尝似贤急迫。”安定之门人，往往知稽古爱民矣，则于为政也何有？门人有曰：“吾与人居，视其有过而不告，则于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则奈何？”曰：“与之处而不告其过，非忠也。要使诚意之交通，在于未言之前，则言出而人信矣。”又曰：“责善之道，要使诚有馀而言不足，则于人有益，而在我者，无自辱矣。”职事不可以巧免。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克勤小物最难。
欲当大任，须是笃实。
凡为人言者，理胜则事明，气忿则招怫。
居今之时，不安今之法令，非义也。若论为治，不为则已，如复为之，须于今之法度内处得其当，方为合义。若须更改而后为，则何义之有？今之监司，多不与州县一体，监司专欲伺察，州县专欲掩蔽。不若推诚心与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听，择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众可也。
伊川先生曰：人恶多事，或人悯之。世事虽多，尽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责谁做？感慨杀身者易，从容就义者难。
人或劝先生以加礼近贵，先生曰：“何不见责以尽礼，而责之以加礼？礼尽则已，岂有加也。”或问：“簿，佐令者也。簿所欲为，令或不从，奈何？”曰：“当以诚意动之。今令与簿不和，只是争私意。令是邑之长，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过则归己，善则唯恐不归于今，积此诚意，岂有不动得人。”问：“人于议论，多欲直己，无含容之气，是气不平否？”曰：“固是气不平，亦是量狭。人量随识长，亦有人识高而量不长者，是识实未至也。大凡别事人都强得，惟识量不可强。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钟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时而满，惟天地之量则无满。故圣人者，天地之量也。圣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资也。天资有量须有限，大抵六尺之躯，力量只如此，虽欲不满，不可得也。如邓艾，位三公，年七十，处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动了。谢安闻谢玄破苻坚，对客围棋，报至不喜，及归，折屐齿，强终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后益恭谨者，只益恭谨便是动了，虽与放肆者不同，其为酒所动一也。又如贵公子，位益高，益卑谦，只卑谦便是动了，虽与骄傲者不同，其为位所动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待勉强而成。
今人有所见卑下者，无他，亦是识量不足也。”人才有意于为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选，其子弟系磨勘，皆不为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时用直，不避嫌得，后世用此不得。自是无人，岂是无时？（因言少师典举、明道荐才事。）君实尝问先生云：“欲除一人给事中，谁可为者？”先生曰：“初若泛论人才却可，今既如此，颐虽有其人，何可言？”君实曰：“出于公口，入于光耳，又何害？”先生终不言。
先生云：韩持国服义，最不可得。一日，颐与持国、范夷叟泛舟于颍昌西湖，须臾，客将云：“有一官员上书谒见大资。”颐将为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
颐云：“大资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来求己，是甚道理？”夷叟云：“只为正叔太执，求荐章，常事也。”颐云：“不然，只为曾有不求者不与，来求者与之，遂致人如此。”持国便服。
先生因言：今日供职，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转运司状，颐不曾签。国子监自系台省，台省系朝廷官；外司有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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