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核心的道德挑战是奴役制度；20世纪，则是对极权主义的抗争。我们相信在迈入21世纪后，最重要的道德挑战将会是全球对性别平等的奋力追求。
拉思再度被卖到泰国妓院后，妓院老板并没有殴打她，也没有时时监控她，两个月后，她逃了出去，凭自己的力量回到了柬埔寨。
拉思回到祖国后遇到一位社工人员，从而有机会接触到一个名为“美国柬埔寨援助机构”的团体，该团体帮助遭非法贩卖的女孩重建新生活。他们拨出捐赠基金里的400美元，买了一辆小推车和些许商品送给拉思，就这样，拉思成了一名街头小贩。
在波贝这个边界小镇，拉思在泰国及柬埔寨海关之间的露天场地找到一块好地方开始了她的生意，这是一块有足球场大小的长条地带，两边是卖饮料、点心和纪念品的摊位，跨越泰国与柬埔寨边界的旅客都会经过这里。拉思在小推车里摆上琳琅满目的商品，有衬衫、帽子、珠饰、笔记本、笔及小玩具等。现在，甜美的长相及外向的个性开始发挥作用，她成了销售力一流的售货员。她努力攒钱，投资进新货，生意变得兴旺，并有能力赡养父母及照顾两个妹妹了。她结婚了，育有一子，开始攒钱让他上学。
2008年，拉思变卖了手推车，顶下一处摊位，后来连隔壁的摊位也盘了下来。她同时经营“公共电话”业务，让人付费使用她的手机。如今，你要是从泰国进入柬埔寨来到波贝，请在集市中段的左手边找一找，一名少妇会微笑着跟你打招呼，试着卖给你一顶纪念帽。她会开怀大笑，表示她已经给你优惠价格了。她是如此活泼动人，这笔交易很可能成功。
拉思的最终胜利提醒我们：女孩要是得到机会，不管是接受教育还是小额贷款，她们就不只是廉价装饰或奴隶，她们之中有许多人是能够经营事业的。请今天就去跟拉思聊聊天（在你买了那顶帽子之后），你会发现她充满自信，因为她收入可观，能够为她的妹妹和儿子提供更好的未来。本书的许多故事叫人看得心痛，但是以下这个真理请铭记在心：女人不是难题，而是解决之道；女孩的苦境不再是悲剧，而是契机。
这也是我们拜访雪莉祖先的村庄时所吸取的教训。那座村庄位于中国南方，在稻田之间、泥路尽头。多年来我们定期踩着广东台山地区的泥土小径前往顺水村。这是雪莉祖父从小长大的村子。传统上，中国是较为压抑女性的地方之一，我们可以在雪莉的家族历史中看到这种迹象。在第一次拜访时，我们不经意间发现了一个家族秘密：原来雪莉还有一位长久失去联系的大祖母。当年雪莉的祖父带着这位第一任妻子前往美国，但是她生的都是女儿，于是祖父休了她，把她送回顺水村，另在当地娶了更年轻的第二任妻子带回美国。年轻的这位就是雪莉的祖母，她不负众望生下一个儿子——雪莉的父亲，于是前妻及几个女儿就从家族记忆中被抹去了。
每一次探访顺水村和周遭的村落时，都有一件事情让我们百思不解：年轻妇女都到哪里去了？年轻男性不是在稻田间挥汗如雨，就是在树荫下懒洋洋地扇风，但是年轻妇女和女孩却几乎不见踪影。当时，广东省是中国经济起飞的中心，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处成立，我们踏进这些工厂时，终于见到她们的芳踪。这些工厂仿佛是雌蜂群聚的嘈杂蜂窝，在这里生产的鞋子、玩具和衬衫充斥着美国购物商城，为中国带来的经济增长可以说是前所未见——也缔造了反贫穷计划中最有效的记录。中国沿海地区的工厂中，在组装生产线上的员工有八成是女性，而在东亚的制造业生产线上女性至少也占七成。亚洲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大幅赋予女性经济权的自然结果。“她们手指较小，比较适合缝纫。”一家女用手提包工厂的经理对我们解释。“她们乖巧顺从，工作比男人还卖力。”一家玩具工厂的老板表示，“而且我们可以付她们较低的工资。”
妇女的确是该地区发展策略的关键。研究东亚问题的经济学家注意到一个普遍的模式：以前这些年轻女性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微不足道，后来国家把她们注入经济领域，随即大大增加了劳动力。基本的处方就是缓和压制，不只让男孩接受教育，也让女孩接受教育，并且让女性有搬迁到城市及在工厂工作的自由，由此因为晚婚和减少生育而迎来了“人口红利时期”。同时，妇女还会资助晚辈亲人的教育，把薪资的一部分用来储蓄，从而提升了国民储蓄率。这样的模式被称为“女孩效应”。由于女性染色体由xx组成，这也称为“双x解方”。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不只在经济繁荣的东亚，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帮助妇女都可以是打击贫穷的成功策略。“自雇妇女协会”（tenion）于1972年在印度成立，从那时起，该协会就在支持最贫穷的妇女从事自己的事业，这项举措使当地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令学者及其他基金会都相当赞叹。在孟加拉国，穆罕默德·尤努斯（adyunus）创立“乡村银行”，锁定女性为放贷对象，实施小额金融贷款。最后他因为这项事业所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影响而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另一个孟加拉国团体——“孟加拉国乡村进步委员会”（brac）是世界最大的反贫穷组织，他们帮助最贫穷的妇女，拯救其生命，提升其收入。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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