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当今社会的种种罪恶，其实，任何邪恶都不是今天的发明和首创，今天的邪恶是某种历史的延续和基因的承接，邪恶本身有它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先辈，只是人们总愿生活在历史的遗忘中，从而给了邪恶翻身作主的机会。在一个社会，如果邪恶较少或者很少出现，那不是邪恶被消灭的结果，邪恶本身永远不可能被彻底消灭，而是社会制度没有给邪恶留下行恶的空间。如果一个社会的邪恶之举频频发生，或者横冲直撞，说明这个社会有着邪恶横行的制度空间，或者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邪恶，为其提供了行恶土壤。
在此引入汉娜?阿伦特的一个概念——“平庸的恶”，如：赵高指鹿为马，群臣点头称是；纳粹建集中营，人们竞相应聘。汉娜?阿伦特在自己稍早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曾使用了康德提出的“极端的恶”的概念，这里又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她的意思很明显，在极权主义运动中，少数罪魁祸首身上表现出的是“极端的恶”，而在狂热地追随他们的泱泱大众身上表现出的则是“平庸的恶”。没有“极端的恶”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平庸的恶”是分散的，不能汇集成潮流，而没有“平庸的恶”的助长与拥戴，“极端的恶”则无法形成气候。
人不是天使，每个人都有弱点，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是人的理性行为，但是人如果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侵犯了他人利益，甚至做下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这就是恶。汉娜?阿伦特是深刻的，她把包在人性中的恶外面的种种遮盖剥离得干干净净，她不仅指出了那些看似无辜者实际上是帮凶，并且还揭示了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帮凶，原因在于他们根本不动脑子，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之所以会这样行事，在于他们不思考。在阿伦特笔下，当极权主义运动来临时，所有的人（包括受害者）概莫能外，实际上都在有意无意地推波助澜。一个平庸无奇的人为什么卷入深渊般的恶而无法自拔，纳粹通过使用新的美化的“语言”来解脱他们的罪行，比如“灭绝”、“消灭”都由“最终解决”、“特殊处理”来表达。这种美化的语言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中都运用自如，消除了罪恶使侵略者站在貌似道德的高度。而在平凡的社会中，有了这样的一些中性美化的话语言词，“极为肤浅的”平庸之辈就彻底消除了罪恶感，甚至没有丝毫不安，变得心安理得，犯罪甚至成了高尚行为！因此，极权主义制度下，在以国家的名义实施的大规模的迫害运动中，领袖和民众都逃脱不了干系。汉娜?阿伦特这种惊世骇俗的结论遭到几乎众口一词的谴责乃至攻击是在所难免的。但事实就是事实，几乎所有的极权国家都发生过由国家发动的大规模的z治迫害运动，并且这样的运动在发生时都得到了全体人民的拥护。
和当初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暴行一样，在中国的“文化d革命”这里，也有很多令人发指的罪行被冠以美丽的名称，也有很多邪恶被冠冕堂皇的语言描绘，也有波澜壮阔的z治迫害运动，也有对领袖顶礼膜拜、山呼万岁的人民群众，也有“平庸的恶”，也有施害者与受害者的“合作”。这里，领袖认为自己是在拯救国家与民族；人民或者认为自己是在革命，或者认为自己是在忠诚履行职责；那些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支脚”的人或者认为自己是“罪有应得”，或者认为自己是在“殉道”。施害者与受害者都是“正常的人”，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在行善，而非作恶。整个国家都丧失了清醒，全体人民都陷入了疯狂，没有人去思考。这一切，使“文化d革命”这样的极权主义运动成为了现实。
而现代社会和体制之中个人“平庸的恶”的基本表现，就是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或者说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或者虽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潜规则”下成功就要靠心黑、胆大、脸皮厚，靠着不道德甚至违法的方式也能很成功。比如王林大师，典型江湖骗子一个，却能积累亿万家财。比如前些年bj最牛违建的张必清，靠宣传不打针不吃药的假医假药起家，在bj轻松买得起城区几百平的大房子。比如很多莆田人，是靠开民营医院坑害了很多穷苦阶层的病人，赚取了亿万身家。还有无数靠“潜规则”上马的官员，被抓的和没被抓的。如果把升官发财的竞争比作考试，监考老师宣传的考场规矩很严，但是执行不严（或者对有的人严对有的人不严）。有人能力弱胆子大，硬是全靠抄袭也拿到了高分。这些人的致富升官过程和他们的不道德的行为都存在强因果关系，有的甚至已涉嫌违法，只不过法律未究而已。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总是嗤之以鼻，却挡不住这“平庸的恶”不断演化并大行其道，逻辑混乱不断蚕食规则与道德底线。
每一个文明体制，都是由一些先知者用催眠式的精神力量建立起来，吸引人们跟随和支持，从而获得合法权力。当后继者以“平庸的恶”获取权力时，对大众是一种欺骗，他们就已经失去了对大众吸引力，权力也丧失了道德感召力和合法性，只好为自身的存在而存在，除此之外，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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