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关卓凡认为，修颐和园，三百五十万两白银应该够了。“另起炉灶”，“新人”办“新事”，尽最大可能禁绝贪污，提高效率，也许还用不到三百五十万两。
关卓凡还有一个重要的减少成本的路子：少用木料，多用石料。
关卓凡不是学建筑的，但他却知道，中国传统建筑成本中，占比最高的一项，是大件木料。建筑的体量愈大，大件木料所费，在建筑成本中的比例就愈高。
说到建筑体量，无过于皇家的宫殿、苑囿、陵寝了。
这些建筑中，大件木料主要用于柱、梁，首先是柱，其次是梁。
问题是，京城在北方，而中国北方是不产这种可以充作巨柱的树木的。
这些树木，都生长在中国的岭南以及东南亚的深山老林。
路途遥远，交通亟乏——或者根本没有“交通”。在前工业化时代，把这些巨大的木料，从南方的烟瘴荒莽运出山来，再长途跋涉地运回京城，不知道要费多少工，花多少钱，死多少人！
常常为这么一根巨木，就得筑专用的路，造专用的船，劳役浩繁更不必说。到了京城——不一定是北京，哪怕只是金陵这种居南北之中的都城，费银已经数十万两之巨。
在前工业化时代，修一座宫殿，就把国家修破产了，是一点都不稀奇的事情。
比如，颐和园里的佛香阁，阁高十数丈。阁内有八根巨大的铁梨木擎天柱，直贯顶部。原时空的光绪十七年。即1891年，重建此阁，共费银七十八万两，其中相当部分，花在了这八根巨柱上面。
还有。木结构为主的建筑，成本虽高，自我保存能力却低。
风侵、雨蚀、虫蛀，木头对岁月最没有抵抗力，更加经不起火灾、兵灾。中国历朝历代，倾无数国力，建成的锦绣宫阙，到如今。剩下了多少？
真是惊心动魄：除了清朝从明朝继承下来的，以及清朝自己修建的——以前各朝的，几乎荡然无存！
关卓凡认为，即便只是为了给子孙后代多留下几栋房子，建筑也应以砖石结构为主。
用石头起大房子，不是当时中国建筑所长，那么就要聘洋建筑师，用“西法”。增加西式建筑的比例。
关卓凡心目中的颐和园，是一个中西混合的建筑群，和历史上的清漪园。原时空的颐和园，都颇有不同。
在原时空，关卓凡就有个看法，中国古代宫廷建筑，外面看着气魄，但里面的空间利用率太低。使用功能更是叫人不敢恭维。
皇帝后妃的寝宫，外面金碧辉煌，里面昏暗狭小，关卓凡清楚记得初见识时闪过的念头：当皇帝有什么好？
现在既然由我来修这个园子，就要好好过一把设计师的瘾，且看我如何将现代建筑文明注入古典宫廷苑囿。
相信御姐一定会喜欢的。
当然，虽然中西结合，毕竟还是以中为主，北京周边的石场就可以提供足敷使用的石料。部分特殊的石料，关卓凡宁愿进口，也不想求诸国内其他地方。
还是运输的问题。海运似乎途远，但单位成本却远远低过陆路。特别是，中国没有可能在短期内就建设起，也基本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公路，长途运输的费用，远远超过海运；就连时间，也未必快得过漂洋过海。
中国工匠不能制造的石件，如西洋雕塑等，可以一并同船满荷运来。
还有一个重要的伏笔。
外洋供应北京的货物，当然在天津港卸船。像石料、石件这种沉重的货物，卸船之后如何尽快运抵北京呢？
咱们在北京和天津之间修条铁路吧？
单单是为了尽早入住颐和园，御姐也得支持铁路的修筑。
铁路这个东东，有了第一条，还怕没有第二条、第三条吗？
关卓凡下值，回到家没多久，翁同龢的帖子就递了进来。
关卓凡微微一笑，吩咐请进。
两个人见了面，翁同龢给关卓凡下跪请安。关卓凡很客气，请翁同龢换了便服，分宾主坐定，下人端上茶来。
翁同龢表示感谢贝子识拔，特来请益。关卓凡见他雍容儒雅，不卑不亢；骤膺大任，却既无谄媚之色，又无轻狂之态，心里也暗自称赞。于是说叔平你太谦虚了，我为国家荐贤，以后“同殿行走”，也要请你多多指教。
翁同龢表面从容，内心的感受，却真正是“喜从天降”！
人臣之贵，无逾帝师；从此登上入阁拜相之路——这些都不消说了。更重要的是，翁家现在处于一个很困难的时期，这个“弘德殿行走”，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说是“叔侄状元”，但“侄状元”翁曾源，身患极严重的隐疾——“羊角疯”，即癫痫，随时发作，是没有出仕的可能的。
翁曾源的父亲，翁同龢的长兄翁同书，做过安徽巡抚，后获罪革职拿问。因为老爹翁心存当时做着小皇帝老师的关系，翁同书幸免一死，“发往军前效力”。迄今，已经在甘肃的瀚海戈壁中，啃了好几年的风沙了。
因此，翁同书能否生归乡梓，翁家能否重新崛起，全在翁同龢一人身上。
现在，有望了！
说起来，翁家因为翁同书的缘故，早已间接地和关卓凡发生了联系。这个“中间人”，是苗霈霖。
咸丰十一年，即1861年，苗霈霖反水，围攻寿州。寿州城内的安徽巡抚翁同书，对苗霈霖主“抚”，答应了苗的诸多要求，并上奏为苗说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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