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曰：明初洪武四年，以秀才丁士梅为苏州知府、童权为扬州知府。十年十二月，以秀才徐尊生为翰林应奉。十五年八月，以秀才曾泰为户部尚书。二十年二月，以孝廉李德为应天府尹。此皆辟荐之名，非所施于科目之士。今俗谓生员为秀才，举人为孝廉，皆非也。
一曰：举人乃举到之人，不若今人以举人为一定之名也。进士乃诸科目中之一科，不若今人已登科而后谓之进士也。自本人言之，谓之举进士；自朝廷言之，谓之举人。不若今人以乡试榜谓之举人，会试榜谓之进士也。
一曰：下第举人犹令入监读书，三年许以省亲，未有使之游荡人间者。正统十四年，节省京储，始放回籍。其放肆无耻者，遂干谒靡所不为，已见于成化十四年礼部之奏。至于末年，则挟制官长，武断乡曲，崇祯中乃命巡按御史考察，已不可返矣。进士即举人中之一科，其试于礼部者，人人皆可谓之进士。试毕放榜，其合格者，曰“赐进士及第”，后又广为“赐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然后谓之登科。宋政和三年五月，臣僚言：陛下罢进士，立三舍之法，今赐承仪郎徐洹按徒士出身”，于名实未正，乞改“赐同上舍出身”。从之。
一曰：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之科，曰制举，如姚崇下笔成章、张九龄道侔伊吕之类，见于史者凡五十余科，故谓之科目。今代止进士一科，则有科而无目矣，犹沿其名，非也。
一曰：唐制天子自诏曰制科，所以待非常之才，如贤良方正直言敢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之类，其名最著。天子巡狩行幸，封禅泰山梁父，往往会见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礼甚优，而宏才伟论非常之人，亦时出于其间，不为无得也。宋朝初年，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明吏治达于教化，凡三科。景德中，又诏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典坟达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武足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堪为将帅等六科。天圣中，又置高蹈邱园、沈沦草泽、茂才异等三科，非工商杂类，并许奏荐，或于本贯投状乞应。高宗时，并有博学鸿词科。
一曰：唐时所放进士，每岁不过二三十人。士之及第者，未便释褐，入仕尚有试吏部一关。韩文公三试于吏部无成，十年犹布衣。且有二十年不获禄者。《文献通考》言，开宝八年，王嗣宗为状元，止授泰州司理参军；太平兴国以后，始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当时以为异数。
一曰：今科场之病，莫甚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所习本经四道，而本经可以出题者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酬价，令其子弟及僮仆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迥殊。《四书》亦然。发榜后，少年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从风。余闻昔年《五经》之中，惟《春秋》止记题目，然亦须兼读四传、《礼记》、《内则》。百年以来，《丧服》等篇皆删去不读，今则并《檀弓》不读矣。《书》则删去《五子之歌》、《汤誓》、《盘庚》、《西伯戡黎》、《微子》、《金滕》、《顾命》、《康王之诰》、《文王之命》等篇不读，《诗》则删去淫风变雅不读，《易》则删去讼、否、剥、遁、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读，止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昔人所须十年而成者，以一年成之，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人才，有甚于咸阳所坑者也。其拟题一则，言之尤详，惜词费不及尽录，其意总以士子知难而攻苦必多，攻苦多则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者自少，士习可渐归于正矣。
一曰：今之经义，始于宋熙宁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吕惠卿、王⒌任之。陈后山《谈丛》言，荆公经义行，举子专论王氏章句，而不解经义，荆公悔之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徒变秀才为学究也。岂知数百年后并学究而非也。此法不变，则人才日消矣。赵鼎曰：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使学者不治《春秋》，不读《史》《汉》，皆穿凿破碎无用之空言也。若今之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乃覆局之臣，犹托之祖制而相持不变乎？
愚按国家用人之道，固应器识而后文章。词藻虽美，士行不饬，又安望其忠君泽民，有所设施。黠者矫情以猎无仕，劣者恃势，肆意放行，世道诈伪，里选不可复举矣。是宜广设科目之涂，以收贤俊，未可以四海之才，局于一辙。又必慎其发轫，先由州县官察其乡评，学校官考其行迹，然后再行送考。若居乡不循矩跤κ伦ㄉ星晌闭撸概不准其应试。如此设置科条，庶乎少床侥幸之志，以长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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