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张兆和最爱穿的蓝粗布袍子一样的粗粝，这个名门之后的性格也如同砂纸打磨过一样，没有丝毫的奢华。她开始安心做一个家庭主妇，毕竟，不能靠吃情书过日子，看完了那些美丽的文字之后，还是要买米下锅的。她说：“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衣服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对此，沈从文虽不甘，却也无话可说。他的爱情是属于女神的，而又没有条件供奉起他的女神。
婚后刚刚四个月的时候，沈从文的母亲病了，沈回家探亲。他是独自上路的，张兆和不陪。去往湘西的途中，沈从文怀揣着张兆和的照片，每天一封信：“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路上，看什么总想到你。”“有上万句话，有无数的字眼，一大堆的微笑，一大堆的吻，皆为你而储蓄在心上。”沈从文爱得恳切，希望和兆和分享一切。而张兆和却冷漠得多，回信很少。
沈从文为兆和写情书，也为她写小说。“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得出许多更好的文章！”《边城》里的翠翠、《长河》里的夭夭，《三三》里的三三，都是黑皮肤女孩，都是兆和。张兆和是个红颜，但不是知己。她并不喜欢沈从文所写的故事，也不欣赏他的文章。更甚至，在沈从文声名大作之时，张兆和还总忍不住去修改沈从文文中的语法，以至于最后沈不敢再让她看自己的新作。
1937年，抗战爆发，沈从文和几个知识分子化了妆，辗转南逃到昆明，到西南联大教书。这一次，张兆和还是没有陪着，张自己的理由是：孩子需要照顾，离开北京多有不便，沈书信太多、稿件太多、需要整理、保护，一家人都跟着沈从文，会拖累他。明眼人一看便知，多半是借口。战乱年代里，一次相别或许就意味着永不能再见面。从《飘零书简》可以看出，沈从文来信很密，张兆和则极少回信。偶有一两封，也多半是嘱咐沈从文别成为别人的负担。在张兆和眼里，沈从文从来都不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男人，或许更像一个孩子。沈从文希望张兆和也变成一个孩子，可以和自己无忧无虑地爱着；而张兆和则希望沈从文可以变成一个男人，至少，她要让外人看上去会觉得沈从文是个男人。她关心沈在外的形象，怕他如在自己面前一样地在外人面前自卑。她不允许沈借钱，不得已时自己会向娘家伸手。
一个在北平，一个在昆明的日子里，不管沈怎么哀求，张兆和总是找出理由来回避跟沈从文的团聚。沈从文抱怨说：“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爱我写信。”这话说得透彻，或许这说明了问题的全部，和实质，也许张兆和真的就是喜欢上了读信，在文字中玩味和迷恋，而并不想面对甚至抵触那写信的人吧。
1938年，张兆和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在这种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我应是全北京城最富有的人了。”
这没由头的不相见，不能不让本就自卑的沈从文心生疑惑，他怀疑张兆和发生了婚外恋：“即或是因为北平有个关心你，你也同情他的人，只因为这种事不来，故意留在北京，我也不嫉妒，不生气。”兆和无奈，只得于1938年底，带着两个儿子龙虎兄弟来到了昆明。但是，依然不与沈从文住在一处。娘三个住到了呈贡，兆和在一所学校教书。沈从文每逢周末就“小火车拖着晃一个钟头，再跨上一匹秀气的云南小马颠十里，才到呈贡县南门。”
女人是个矛盾的综合体。她们内心深处期待一种被征服的无力感，本能地受到强有力的男人的吸引。但是，又不希望这个男人在自己面前永远强势。罗曼·罗兰说：“在女人眼里，男人的力遭摧折是特别令人感动的。”女人最骄傲的事就是亲手包扎她所崇拜的英雄的伤口，亲自抚慰她所深爱的强者的弱处。这唤起女人的母性，这种能量一旦激发，就没有她所承受不了的苦难！但是，如果面对一个臣服于自己的男人，伤口、弱处又忽然成了她们鄙夷的对象。
就在沈从文怀疑张兆和有婚外恋的时候，自己却早已有了……
沈从文什么时候出轨的，难以确定了，大概是在张沈婚后两年之内；出轨到什么程度，也无法考证，猜测应该只是精神层面；但是，代替他心目中三三的小三铁定无疑叫做高青子！高青子或许应该吻合红颜知己的形象，美丽、文艺、懂得也欣赏沈从文。在张兆和一方面由神化为人，神秘感逐渐消逝，另一方面又即便作为一个人，却还是能带给沈从文无尽的压力和自卑的时候，高青子出现了，而她，带给沈从文的，是无尽新鲜的美好和曼妙。
高青子是民国第五任内阁总理熊希龄的家庭教师，与沈从文初识的由头是沈去拜访熊希龄，总理不在家，高青子代为接待。一个月之后再次相见，高青子穿了一件“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袖口云了一点紫”——这是沈从文的小说《第四》里边女主人公的打扮。这样的做法，不能不让沈从文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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