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人意料的是，这里很显然不是教室，而是一间卧室——看着屋内那有些破旧的木床、写字台等家具，我才明白，这一对来小县城创业的外地夫妻和他们的孩子已在这层楼上住了好多天了，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所，只有漂泊的家。
女主人把手搭放在身旁那个少女的肩上，笑嘻嘻地说：“这里是我们女儿的房间。她可喜欢你们的画儿了，和我说过好几次，说你们画得漂亮，她想让我和你们说说，也帮她的房间也画一些墙画吧！”
我看向她的女儿，这个胖乎乎的少女有些害羞，长满青春痘的脸颊泛着浅浅的红晕，微微低下头。
“画室三人组”中的雪迎并没有给眼前这个腼腆少女面子，她指着脱落了大半墙皮的墙面说：“这间房不适合画墙画，墙皮没有了，颜色根本铺不上。”
我和阿帅也跟着点了点头，表示赞同搭档的说辞。
少女的父母表示无奈，但他们没有就此罢休，而是又把我们领进与刚才房间紧挨着的另一间房——这是一间更加简单的卧室，简单到连床都没有，只有铺在地上的两块凉席、两床薄被，想必这充满“日式风情”的榻榻米就是男女主人的爱巢了。小个子男主人说道：“你们看这面墙能画点什么么？”
夏日的阳光充满了夺目色彩，透过窗户照射进这间像牢狱一样空旷的房间。我们并不为房间主人夸奖那拙劣的画技而自喜，只是望着绵延不绝的白色墙壁感到疲惫。也许是这个家太缺少装饰品了吧，可他们有钱租那么多房，为啥不舍得拿出一些钱买点装饰品呢？我在心里讽刺地想。
我们揣着满腹牢骚完成了最后一面墙的画面后，终于迎来了工资谈判的时刻。如之前所料，谈判陷入僵局。男主人默不作声，只是在旁边走来走去，显得很无奈。女主人则运用她那自以为是的口才向我们说明，感谢我们帮他们画画，但这只是我们帮她忙，不应该由我们主动提钱的。而我们这边当时在场的是我、雪迎、还有一个朋友阿龙。当时主要是阿龙和雪迎在和他们谈，而我只是在一旁看着，有点插不上话。
双方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雪迎推了推我：“你倒是也说句话。”然后她指着我，对那个胖女人说：“这才是我们老板呢。让他和你说说理。”
“啊，”我这才回过神，几乎脱口而出地质问女主人：“怎么，一分钱都不给？”
雪迎连忙制止住我：“行了行了，你还是别说啦。”阿龙也让我先回避一下。我有点不理解，到底是让我说还是不让我说，但事后想想，我当时的态度确实狂妄得可笑。不过雪迎也不谦虚，她对女主人说：“我们美术学院的同学，平时在外头给人画墙画，一面这么大的墙至少要几百上千的。”
“这个我也了解，”女主人依旧保持着和气态度，但那张肥厚的笑脸明显有些抽搐，“可咱们这里是小县城，物价怎么能与外边相比。更何况当初你们只是说要帮忙而已，所以我们才没对你们的画做什么要求……”
“可是，可是你让我们画得也太多了，而且其实你也答应过给我们工资的。”
“唉，昨天我还对我老公说，真的辛苦这几个孩子了，等他们帮咱画完画，一定好好请他们吃顿饭。”女主人不无遗憾地叹着气，“没想到你们今天就跟我们要起钱来了。”
“这样吧，”雪迎说，“除去那间办公室里的几个艺术字，我们至少画了五间房，你就给我们五百吧。”
“你们要是真想要钱，那就只能给你们三百。”
就这样，我们争论了大半个下午，最终“大拇指”口才班答应付给我们四百元——比我们预期的价钱低了不少。
后来回想那天的事，我渐渐觉得，这场谈判没有谁对谁错，有的只是女主人的侃侃而谈、男主人的怯懦逃避遇见了几个年轻人的趾高气扬；有的只是一对外地夫妻的不善经营、得过且过遇见了一群本地孩子的自以为是、咄咄逼人；有的只是生活的波折与艰辛遇见了青春的高傲和轻狂……
几天后，我们画室的培训也结束了，而邻居口才班的教室里仍旧空无一人，没有一个学生看到里面那些新画的不怎么漂亮的墙画……
又过了许多天，暑假最末几天的一个晚上，我与同学阿宗在街上散步的时候，再一次遇见了那个肥胖却并不富有的女主人以及她的微胖女儿——那时她们母女俩正在贴传单——不再是像最早时那样郊游般热闹地发传单，而是像小偷似的，悄悄地把传单贴在墙上或电线杆上……
当时她们也看到了我，但并没有打招呼，就像我不好意思地避开了她们一样，她们也慌张地躲着我的目光。
再后来，一年多的时间里我都没再见到女主人和她的家人，也就渐渐淡忘了他们——有谁会一直记得和自己不相干的人呢？黑皮肤的胖女人，小个子的独眼男人，花季年龄但不如花儿娇美的少女，还有分不清男女的小婴儿，组成了特点鲜明的一家人，但他们与我无关。
一年多后的这个秋夜，我延续着夏日的习惯，晚饭后散着步。接近十字街口时，路上稀疏的行人渐渐多了一些，清冷的晚风并未使人们的步伐加快。
这间静静立在十字街口的报刊亭，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在这儿了。它最早的主人是李维，一个又黑又瘦的小伙子，那时他还是单身，相过几次亲，但都因自身条件太差而被人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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