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七年正月，吴曦又进《谢恩表》、《誓表》、《贺全蜀归附》三表。璟以书答之，并赐誓诏。未几，大宋安丙杀吴曦，所献四州复遂归宋。璟闻曦死，责完颜纲曰：“曦之降，自当进据仙人关，以制蜀命，且为曦重。既不据关，复撤兵，使丙无所惮，是宜有今日也。”于是下令，赠吴曦太师，招魂葬于永洛县，求曦族为后。是时，仆散揆已病死，完颜宗浩代之。宗浩驰至汴，大为进兵之势，且购得侂胄族人元靓，使逸走至宋。宋之君臣，见兵屡败以为忧，欲乞盟无使，得元靓，即使归议和。揆曰：“称臣割地，献首祸之臣，然后可。”于是，宋遣方信孺至金乞和，而枢密使张岩，自致书于元帅宗浩请平。其词曰：“兵端之开，虽本朝失于轻信，然痛罪奸臣之蔽欺，亦不为不早。自去岁编窜邓友龙，诛苏师旦（是时帅旦实未死，特侂胄妄言之）。是时，大国尚未尝一出兵也，本朝即捐已得之泗州，尽撤屯戍西南，悔艾之诚于兹可见。惟是名分之谕，今昔事殊，本朝皇帝本无进兵之意，况关系至重，又岂臣子之所敢言？江外之地，恃为屏蔽，傥如来谕，何以为国？大朝所当念察。至于首事人邓友龙等，误国之罪固无所逃，若使执缚以送，是本朝不得致罚于臣下。所有岁币，前书已增大定所减之数，此在上国初何足以为重轻？特欲藉手以见谢过之实。傥上国谅此至情，物之多寡，必不深计。矧惟兵兴以来，连岁创残，赋入屡蠲，若又重取于民，是基元元无穷之困，窃计大朝亦必有所不忍也。于通谢礼币之外别致征诫，庶几以此易彼，其归投之人，皆雀鼠偷生一时，窜匿往往不知存亡。本朝既无所用，岂以去来为意？当隆兴时，固有大朝名族贵将南来者，洎和议之定，亦尝约各不取索，况兹琐琐，诚何足云？傥大朝必欲追求，尚容拘刷。至如泗州等处驱掠人悉当护送归业。夫缔新好者不念旧恶，成大功者不较小利。须望力赐开陈，捐弃前过，阔略他事，玉帛交驰，欢好如初，海内宁谧，长无军兵之事，功垂万世，岂有既乎？重惟大金皇帝诞节将临，礼宜修贺，兼之本国多故，又言合遣人，使接续津发企望取接，伏冀鉴其至再至三有加无已之诚，亟践请盟之诺，即底于成，感戴恩德，永永无极。”
初，信孺至金，自以和议遂成，称涵谢使所参议官，宗浩怒而囚之，璟将留之。宗浩复曰：“信孺自知，还必得罪拘之，适使他日有以藉口，不若数其佻易而释，遣之使归，自穷无辞以白其国人，则扩、侂胄必择谨厚者来矣。”于是遣信孺归宋，不与之成，而复张岩书曰：“方信孺重以书来，于请和之意虽若婉逊，而所画之事犹未悉从，惟言当还泗州等驱掠而已。至于责贡币，则欲以旧数为增。追叛亡，则欲以横恩为例。而称臣、割地、缚送奸臣三事，则并饰虚词，弗肯如约。岂以为朝廷过求有不可从？将度德量力，足以与我军角一日胜负者哉？既不能强，又不能弱，不深思熟虑以计将来之利害，徒以不情之语，形于尺牍而勤邮传何也？兵者凶器，佳之不祥，然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三皇五帝所不能免，夫岂不以生灵为念？而犯顺负义有不可恕者。乃者彼国，犯盟侵我疆场，帅府奉命征讨，虽未及出师，姑以逐处戍兵随宜捍御，所向摧破，莫之敢当，执俘折馘，不可胜计。余众震慑，靡然奔溃，是以所侵疆土，旋即底平，爰及泗州亦不劳而复。今乃自谓捐其已得，敛军撤戍，以为悔过之效，是岂诚实之言？据陕西宣抚司申报，今夏宋人犯边者十余次，并为我军击退，枭斩捕获盖以亿计。夫以悔艾罪咎，移书往来丐和之间，乃暗遣贼徒突我守围，冀乘其不虞以徼幸毫末。然则所为来请和者，理安在哉？其言名分之谕，今昔事殊者，盖与大定之事固殊矣。本朝之于宋国，恩深德厚，莫可殚述，皇统谢章可概见也。至于世宗皇帝，俯就和好三十年间，恩泽之渥，夫岂可忘？江表旧臣于我大定之初，以失在正隆致南服不定，故特施大惠，易为侄国以镇抚之。今以小犯大，曲在于彼，既以绝大定之好，则复旧称臣于理为宜。若为非臣子所敢言，在皇统时何故敢言而今独不敢？是又诚然乎哉？又谓江外之地，将为屏蔽，割之则无以为国。夫藩篱之固，当守信义，如不务此，虽长江之险，亦不可恃，区区两淮之地，何足屏蔽而为国哉？昔江左六朝之时，淮南屡尝属中国矣，至后周显德间，南唐李景，献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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