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陵遗骼考
宋陵遗骼事，《辍耕录》载唐玉潜、林景曦为收诸陵之骨而葬之，其事迹必实。盖因丙子元兵下江南，戊寅年发陵，则庶事草创，而妖髡肆恶，各人著传之明白也；惟辨其诗之相同或传讹为二，及冬青树之不可移于永嘉也。又引《癸辛杂志》云：“至元乙酉，杨髡发宋诸陵，以理宗之首倒悬，三日而失之。”陶则辩其丙子至乙酉将十载，则版图已定，法制已明，安得有此？不知《杂志》言发陵，乃托他人占地为名，因发诸陵取宝；若唐、林二人所收之骨，未必皆真，而罗陵使所收必多也。盖罗即在其地，而唐、林倩人，此可知矣。予又尝读《宋学士文集》云：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占、妙高上言，欲毁宋会稽诸陵，江南总摄杨琏真伽与丞相桑哥表里为奸。明年乙酉正月，请奏如二僧言，发诸陵宝器，以诸帝遗骨建浮塔于杭之故宫，截理宗顶以为饮器。大明洪武二年，戊申正月戊午，皇帝御札丞相宣国公李善长遣工部主事谷秉义、移北平大都督府守臣吴勉，索饮器于西僧没纳，监藏深惠；诏付应天府宁臣夏思忠，以四月癸酉，瘗诸南门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上览浙江行省进宋诸陵园，遂命藏诸旧穴。据此，则又决有斯事；意其发则发，葬自葬，葬于永嘉者无也，而罗之火化者必多焉，理宗之首亦必然矣。但《辍耕》以二传不纪岁月，与《杂志》不同，疑以为无。近《墨谈》因镇塔事，查考诸书之年月，辩以周草窗正当宋末元初之人，纪之必真，此则甚为有理。且二传传闻而成，抄录于陶，又或错书，未可知也；况僧名各书亦自不同者，抑亦谓可疑耶？但托人占地而发陵与奏请者实异，然年月却又相同，此则必不疑矣。葬骨化骨事，予之所见，或者决然。
避讳
避讳之说有几，臣下避君上之讳，理也。如汉祖讳邦，旧史以邦为国；魏文帝讳昭，以昭君为明君；唐祖讳虎，以武为虎已矣；又凡言虎，率改为猛兽可乎；或去一字，如齐太祖讳道成，师道渊止称师渊；或因一字而全文易之，如唐代宗讳豫，以豫章为钟陵，薯蓣为山药已矣；或拆其一字，如晋高祖讳敬瑭，拆敬字为文氏、苟氏可乎。或避字之外又避其音，如宋高宗讳构，勾、钩、苟皆避之；仁宗讳祯，真、贞、征俱避之。随笔中载有五十字之避之说，是何理耶？
子孙避祖考之讳，理也。如淮南王父讳长，《淮南子》凡言长处悉曰修。苏子瞻祖讳序，故以叙为序可也；而范晔以父名泰，而不拜太子詹事；吕希纯以父名公著而辞著作郎；以至刘温叟父名乐，而终身不听丝竹，不游嵩岱。徐积父名石，而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敢践之。此可谓不近人情，不知韩文浒势秉机之诮矣。
后人避前贤之讳，亦理也。如元稹改阳城驿为避贤驿可矣，郑诚改浩然亭为孟亭，已觉有碍；以至皇后家讳，僭王父之讳，亦欲避之，如则天后父名华，改华州为泰州；章宪太后父名通，改通判为同判；朱温父名诚，以其类戊，改戊己为武己，杨行密父名怤，与夫同音，而于御史大夫、光禄大夫直去夫字，此皆真可笑而可尤者也。况古人避讳改字，又有义焉。如司马迁父名谈，改谈为同；汉帝名庄，改庄为严，殊不知谈、庄古与同、严一音，所以取也，岂后之谬哉。
昨吾府知府名仕贤，而照磨亦名仕贤，予曰：“改于佥公座时，似有同名之嫌乎？”照磨曰：“尝欲改之，太守以今朝廷尚文，忌二名之嫌，汝父命之，今为长官，改之可乎？”因知今之过于前代。
海红花
世俗每云纷纭不靖为海红花，今人不惟不知纷纭不靖之意，亦未知海红花。吾友王荫伯家有一本，即山茶花也，但朵小而花瓣不大，放开其叶，与花丛杂，蓬菘不见枝干，真可谓纷纭不靖也，自十二月开至二月，故刘菊庄诗云：“小院犹寒未暖时，海红花发昼迟迟；半深半浅东风里，好似徐熙带雪枝。”又世传一种宝珠花，亦肖山茶，但花极红而叶极绿，间杂甚可爱，殊不知亦山茶也，故古诗有“浅为玉茗深都胜，大曰山茶小海红”。则知今宝珠乃都胜，粉红者为玉茗，大朵为山茶，小朵为海红矣。若《格物论》所载，其名尚多，然耳目所接，不过四种，观其论曰：皆粉红色是耳。惜杨升庵于《丹铅》，亦曰未详为何花。
考古图
《铁围山丛谈》载：《考古图》乃李公麟伯时所著，今《考古图》乃吕大临者。意元丰至元祐，年既不远，大临亦非盗人之名者，况有蔡绦之序可证。或另有一书，不可知。
坡居差记
《深雪偶谈》纪东坡居阳羡，士人邵民瞻为之买宅，坡卜吉入居有日。后同邵行，闻老妪之哭而问之，妪曰：“百年之宅，因子不肖，一旦售人；吾今日迁徙，故泣也。”遂焚券还之。然既曰卜吉入居矣，何又曰今迁徙耶？即使上文言差，坡翁故不识卖主矣，邵不识耶？邵或不识其老妪矣，不识其居耶？且邵又推扉而见老妪，何茫然亦答坡悯其泣而问耶？前后文义乖错，言非遗逸，事必纪误无疑。
用字不同
古之列国，制字各有不同；古之治经，各有师承，或尊其师之所传，或因其地之所传，以成一家之学，故字有不同也。如伏羲一人也，而《系辞》、《世纪》作包牺，《汉律历志》作炮牺，《通历》作庖牺，《左》昭公十七年注、《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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