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墩子，我听说过上几天，这里就要办开工典礼，而等到开工典礼一过，这几块菜地，包括这个小砖窑马上就要推掉是吧？”
“是呀，嗬，蛮牯大叔知道得蛮清楚的嘛。”
就在两人对话的时候，周围又有几位菜农模样的乡亲凑了过来，这些乡亲看来都认识李华勇，所有人过来的时候，都冲李华勇友善的笑笑。只可惜他们认识李华勇，李华勇却对这些人已经没有什么印象，只好一个个傻笑回应。
“乡里每家每户都发了通知哩，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
李华勇心说政府的工作这次做得蛮扎实也蛮到位，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和周围的乡亲拉起了家常：“那这些地的征地补偿款，大家都已经拿到手了吧？”
朱蛮牯代表大家回答道：“拿到手哩，早在一个礼拜以前，政府就把这笔钱发放下来了。”
李华勇观察众人反应，见大家没表现出什么异常，知道朱蛮牯没有说假话。至于具体的补偿标准，李华勇却没有再细问了。因为他知道这个问题太过复杂，属于那种政策性很强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显然就超出李华勇的的能力范围了，因此问了也是白问。
根据李华勇的经验，反正无论定什么样的补偿标准，想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话几乎不可能，既然这样，假如自己现在问这个问题的话，这其中有人说不满意怎么办？自己又不能随意推翻政府制定的补偿标准，因此问这种问题纯属是自讨没趣。
然而话说回来，李华勇知道像这种东西虽然很难让所有人满意，但补偿标准定的过低也不可能。打个简单比方，大家在其他领域做某件事，假如这事能打80分的话，我们可以称之为“良好”。然而这样的“良好”。却在征地拆迁的时候一点都不适合。
完全可以想象啊，假如你想征一块地，你定的补偿标准，在100户人家中有20家不满意，那你这块地还能征得下去吗？不用想都知道，别说个人做不到，就算是政府也做不到，如果有这么高的不满意率，你想征地拆迁根本寸步难行，稍微一不小心就是很严重的群体事件。
这也就是李华勇一直认为，征地拆迁这事被妖魔化过甚的原因。因为在征地拆迁中，真的没有那么多“苦主”的。
绝大多数在征地拆迁中出现的纠纷，都是因为补偿标准而引起，而几乎所有的征地拆迁，其补偿标准其实都不会太低，那么那些不满意的人，你认为他们的是正常要求还是非分要求呢？假如是非分要求的话，这些人还算苦主吗？
这其实是一个常识，只可惜对于这样的常识，大多数人选择视如不见。或者说对于大多数撕逼的事情，假如没有苦主的话大家会不习惯，这不是广大吃瓜群众所喜闻乐见，因此哪怕编造也要编造几个苦主出来。
而很显然，政府方面是不可能当苦主的，开发商同样也不能当苦主，那么苦主就只能是那些提非分要求的人，久而久之，这样就很容易形成一种道德绑架。
不能小看这种道德绑架，这种道德绑架的威力，有时候是连体制都难以抵挡。
就比如“战狼2”中的那个恶霸，在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人存在吗？当然是有，并且是非常普遍的存在，比如在九十年代，东北地区打掉的那个全国知名的“乌社会”团伙，还有新世纪以后，西南地区出现的类似的团伙，他们都是靠“强拆”起家，算是电影中那个恶霸的原型。
然而分析深层次原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恶霸？李华勇个人认为其实就是道德绑架，这种道德绑架甚至让体制都寸步难行。要知道体制内的官员也是人，并且是最知道规避风险的一群人。他们知道这种事非常棘手，稍微一不留神就很容易惹上一身骚，因此在处理这种事的时候往往缩手缩脚，不敢有所作为。
既然这样，那就给恶霸们提供了生存空间和土壤。
比如李华勇前世干过的那个项目，假如他不是遇到一个还算有担当的政府官员，李华勇会怎么办呢？实话实说，他当时确实准备花一笔钱，然后请当地社会上的人去“私了”。
又和乡亲们扯了一会闲话后，李华勇直奔主题了：
“那蛮牯大叔刚才想跟我说什么事？”
朱蛮牯是个长相很粗犷的汉子，听李华勇这样问后，他居然露出一丝忸怩神色，好像自己要提什么很过分要求似的：
“没什么没什么，..其实，我...其实......”
“其实什么？”
“这个......墩子我们都知道你能耐大，我还听火生跟我说，这里来的那些香江人其实都要听你的，我就想请你帮我们说一声，到时候施工的时候，能不能....能不能晚几天把我们这几块菜地填了？”
李华勇愕然：“晚几天？为什么？”
这时旁边另外一个乡亲帮腔了：“蛮牯就是觉得就这样填了太可惜，墩子你看，这些菜长势多好？假如能再长它十天半个月的话......”
朱蛮牯打断那位乡亲的话:“就拖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之后我就把这些菜给收割喽，墩子你看行不行？”
李华勇有点傻眼，也有点百感交集，可怜自己设想了那么多，左提防右准备居然等来乡亲们这样一个请求。
“真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李华勇在心里感慨一句。
这个要求过分吗？在李华勇看来这样的要求当然不过分，这只是一个中国农民对土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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