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末年，涂绍煃任广西左布政使。1645年6月，清兵南下进入江西，涂绍煃率家人出走，不幸到君山湖（湖南岳阳西南的洞庭湖）时，突然刮起大风，将船覆没，涂绍煃一家全遭厄运。宋应星任分宜县学教谕时，与分宜县令曹国祺交往甚密。1636年3月，宋应星和曹国祺到当地的名胜钤山游览。这时突然送来一份邸报（报纸），见到有人给皇帝上书发表谬论以求授官的荒唐现象。宋应星便和曹国祺谈论这件事。曹国祺建议他写个东西，宋应星在曹国祺的鼓励下，写出了《野议》。1645年清兵南下抵江西境内，曹国祺走避上高，联络举人曹志明等人奉南明隆武年号举兵抗清。年底，曹国祺率领的抗清武装攻入新昌，杀降清县令。新昌在籍御史陈泰来响应，出屯棠蒲，命曹国祺等统上高兵屯界埠，约定共趋府城南昌。由于相互间没有配合好，受清兵三路夹攻，曹志明阵亡。曹国祺率兵退走湖广。曹国祺是这样一位反对民族压迫的文武兼备的志士。他经常和宋应星议论时事，有共同政见，所以才鼓励宋应星写出《野议》一书。
刘同升（1587—1645）是宋应星另一位在明末举兵抗清的友人。刘同升字孝则，又字晋卿，江西吉水人，1621年中举人，1637年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为人正直清廉。当时杨嗣昌夺情（父母死了不守制仍做官）进入内阁，刘同升和翰林杨廷麟等联疏弹劾杨嗣昌，被降职为福建按察使知事，因生病回家。1644年后，写了《哀志诗》一百首表明志向。后携家眷进入福建，和他的学生杨廷麟等人举兵抗清。南明唐王立后，加刘同升为祭酒，和杨廷麟一起从福建进入江西赣州，起兵攻取吉安等地，又加刘同升为詹事兼兵部左侍郎，巡抚南赣。1645年南都陷后，刘同升因悲愤呕血而死于赣州。生前著有《明名臣传》等书。
宋应星和刘同升有30年之交。1610年，宋应星和刘同升第一次见面，曾约好30年再会，30年后果然相会，并一起怀念了他们的老友李匡山。宋应星还有一位叫陈弘绪的多年往来的密友。陈弘绪字士业，江西新建人，1638年出任山西晋州知州，后来因为触犯阁臣刘宇亮，被降职为湖州经历，改知舒城，1644年后和南明阁臣史可法（1602—1645），姜日广，刘同升等人联络抗清大事，著《宋逸民录》，赋《江城怀古》诗表达他的志向，入清后，清政府多次征招他去做官都不去，只答应撰写《南昌郡乘》以怀旧。所著都收入《陈士业先生集》中，1687年刊行。乾隆修《四库全书》时，陈弘绪的全部著作都列为禁书。
陈弘绪《石庄集》中的《屯田议》《盐法议》和《水利议》等，与宋应星在《野议》中的一些观点非常相近。陈弘绪和桐城方以香（1611—1671），江西姜日广，刘同升等人都是明末的“复社”成员。宋应星和姜日广既是亲戚，又是朋友。姜日广字居之，号燕及，江西新建人。1615年和宋应星同榜中举，1619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进编修。1626年和给事中王梦尹一起出使朝鲜，不收受朝鲜的馈赠，回来后还向朝廷汇报海外的情况，有八件事对军国大事有用，大多被采用。魏忠贤因为姜日广是东林党人，把他罢官。1628年，朝廷以右中允官职重新起用，官至吏部右侍郎，后降职为南京太常卿，称病回家。1642年又被荐举为詹事，负责南京翰林院。
1644年以后，姜日广和史可法等人在南京商议拥立潞王，建立南明朝廷，但马士英一伙阉党则拥立了昏庸的福王。姜日广被马士英排挤出朝廷，辞官回江西。1648年，降清的南明将领金声桓以姜日广为号召，发兵反清，兵败阵亡。1649年，姜日广投家池而死，生前著有《皇华集》等书。宋应升的次女嫁给了姜日广的孙子姜鹿初，因此，姜日广也是宋家的亲戚。宋应星的师友们多半都是有才学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当他们做官以后，都是和明末阉党、邪派官僚相对抗的较为正派的官吏，并经常在官场中遭到排斥，有的还属于东林、复社。他们都对明末社会的腐败和阉党的横行表示不满，主张改革弊政，以缓和社会矛盾。他们都有民族气节，反对清朝贵族统治集团的民族压迫，有的还直接在清初发动武装抗清斗争。他们是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刻，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他们的活动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他们和宋应星有许多共同之处。
宋应星推崇的是这些人，反对的是那些世家大族、显贵闻人、阉党、邪派官僚、炼丹求仙者等等，如《怜愚诗》第6首：
“青苗子母会牙筹，吸骨吞肤未肯休。
直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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