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从贤很快就意识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按照元稹和李德裕他们的设想，那么运往白玉京的粮食肯定会减少的，到时候白玉京的百姓们又该如何自处？
“本来就是要少送点粮食过来，多喝几碗粥又死不了？”元稹很有反动自觉德说道：“如果不是为了少运点粮食到白玉京，咱们废这么多事干什么，帮着那些商人发财吗？”
“关中现在地力匮乏，白玉京这么多人实际上已经是超出了朝廷的承载极限，这也是为什么陛下将禁军编练之后的精锐迁往洛阳。”李德裕接着解释道：“削减一些人口利国利民。”
李从贤一时也没什么好说的，毕竟这两个人持论甚正，张嘴闭嘴都是朝廷大义。的确小民们喝几顿粥没什么了不起的，可必定朝廷的存在意义之一就是应该让天下的百姓吃饱饭。、
“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这一直都是儒家所提倡的治理模式，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中，提倡让小民生活幸福是君主义务的儒家是这个世界上最讲人文关怀的思想。
“陛下之策的确很好，只是如此一来，白玉京的百姓们本来能吃饭的就要改喝粥了。”李从贤很不幸的遇到了李德裕，一个标准的实用主义者。
“白玉京百姓碗里的干饭本来就是用别的地方百姓喝粥换来的。”李德裕明确指出白玉京百姓享受了不少隐性福利，比如漕运就是一直压在天下百姓头上的一道负担。
“只是，”元稹沉吟了一下：“假如我收集了大量的禄钞，比如一万石，然后拿去廉州去换粮食，廉州这等下州万万不可能换出这么多粮食啊。”
禄钞存在的基础就是信用，如果没有朝廷的信用作为依托，那它的存在就毫无意义。
“一万石，哪里那么好弄。”李绅摇头道：“我大虞吏部在册的官员，连九品都算上，总共也不过四千八百多人。正一品的禄米一年也就六百五十石，五品官只有一百八十石，更何况只有京官才改禄钞。市面上流通的禄钞也不会太多。”
李旭之所以敢推行这个政策，就是因为大虞作为一个封建王朝，官员数量真的不多，而且为了限制官员的权力，高级官员的身份其实都品秩较低。
比如裴度，他是尚书省的长官，他的职务是尚书左仆射，这个职务其实是尚书省的副职，尚书省的长官是尚书令，为了限制官员权力，故意空出尚书令，以尚书左仆射统领尚书省。
这个尚书令才是正二品的官员，而尚书左右仆射则是从二品。
中书省和门下省的长官就更惨一些，他们都是三品管，就比如韩岗的那个中书令，实际上才是正三品。
不过对于这些高级官员来说，他们也不靠工资生活，他们手里的禄钞多半都会用刀商业用途上面去。
“要维持信用太难了，因为推广的年头久了，市面上的禄钞会越来越多，今年朝廷给官员们发上三万石，明年发上四万石，十年之后那就是三十万石，一旦出现大灾，或者有人恶意挤兑，乃至有人伪造禄钞，粮食承兑肯定会有压力的。”李德裕皱着眉头。
“的确，”元稹也意识到了这里面的问题。“廉州如果兑不出来这么些粮食还是好的，若是洛阳、扬州、益州也兑不出来，那就要命了。”
李旭笑了笑，封建王朝的官员们总是相信财富来源于土地和乡村，这的确是个真理，因为自然经济条件下，土地产出的物资是整个社会最主要的财富来源，也是一切问题的稳压器。
但是城市才是真正的财富之源。乡村能提供的只是粮食、牲畜、瓜果，这些东西为一个社会的繁荣提供了基础。而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怎能提供更多真正意义上的财富。
有了自然经济和乡村社会这个稳压器的存在，封建王朝的官员们因为财政压力一方面向乡村索取本来就不是其主要产出的财帛，另一方面也可以放手在城市胡搞乱搞。
就好比李旭在白玉京搞得这一套就是因为城市的影响对于整个帝国来说十分有限。白玉京这样一座上百万人口，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在李旭心中只是京兆府二十一个县辖区内的一部分。
白玉京的市民们喝粥没什么了不起，整个京畿道的农民吃不上饭那才是要命的东西。
所以元稹和李德裕现在有些打退堂鼓的意思，在皇帝看来主要还是年轻官员还是缺乏改革智慧和改革魄力，主要是缺乏改革魄力。
没有翻脸不认人的魄力还搞什么改革？
“有人拿着一万石粮食来找官府要求换粮食有什么了不起的。”李旭皱着眉头看着元稹和李德裕：“难道腰里的刀是假得吗？”
李旭前世看过一个电影，拍得很经典。里面有个土匪伪装成县长上任，当地豪强势力很强。那个土匪县长拿着官印问师爷，这个能不能挣钱？师爷说能，不过要跪着。土匪县长接着拿着枪问师爷这个能不能挣钱，师爷说能，不过要回山里。
然后土匪县长拿着官印和手枪摆在一起，问这两样放在一起，能不能站着把钱挣了？师爷一本正经的问道，敢问九筒大哥何方神圣。显然是服了。
李旭觉得自己现在拿着全天下最大的印把子，刀把子也是天下数一数二的硬，什么钱挣不到手里？
“一万石，那就是一百万斤粮食。”李旭振振有词道：“一个人没事找朝廷领一百万斤粮食，这叫什么，往小了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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