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沥川有好几对这样的拐杖，刚认识他的时候他用的就是这种牌子，我帮他递过很多次，从未关心过长度问题。
“来来来，honey，”他拿出一张纸一只笔，“让我向你普及一下拐杖的基本知识。”
我坐到他的身边，看见他在纸上画了一个小人：“我左边少了一条腿，所以站起来重心会向左边偏移，对吧？”
“对。”
“我的肩也会向左倾斜。”
“对。”
“为了保持重心和行走的舒适，左边的拐杖会略高一点。”说完他用拐杖轻轻敲了敲我的头，“所以不是假冒伪劣。”
我呆住了，问道：“一直是这样的吗？从我认识你的那天起你的拐杖就是这么一高一低的吗？”
“是啊。”
“而我居然从没有发现？”
“这很正常啊，你又不用拐杖。”
“至少说明我是个很粗心的人！”
“我没这么说啊……”
“难怪这么多年你都不理我！”
“不是这样的……”
“我粗心了，我才是假冒伪劣呢！”突然间我就哭了。
“……”
“honey——”他将我从床上拉起来，紧紧地拥抱我，“天下没有谁比你更合格。”然后他开始发誓：永远和我在一起，长命百岁、白头谐老、今生今世永不分离……blah……
沥川不是个喜欢发誓的人，尤其不喜欢对拿不准的事情承诺。可是一旦发现我情绪失控，发誓成了安慰我的最后一招，他就开始重复这些漫无边际的甜言蜜语。用呓语般低沉的嗓音在我耳边娓娓絮絮，如同佛唱。我便在这佛唱中安详沉静，恢复本性。我渐渐相信九年前沥川毅然离开我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对情感危机的处理能力远比我想象的要差，虽然我对回避这些危机的能力远比我想象的要强。
“告诉我，沥川，当你被确诊为癌症时，你父亲可曾向你隐瞒过真相？”
“没有。”他说，“他第一时间就告诉了我。还告诉我这种病五年之内的存活率只有百分之三十。”
我唏嘘：“那时的你只有十七岁，你父亲就那么确信你能承受这个真相？”
“可能是我父亲认为我比较tough吧。如果是我哥，他会考虑隐瞒一部分。”
我抱起了胳膊：“可是，你却觉得我不可以承受这个真相？”
“……你又来了。”
“因为我是女人，女人是情感脆弱的动物。”
“女人也有坚强的。”
“但我不坚强？”
他看着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我什么地方不坚强？”
“……”
“举个例子看看？”
“比如说，我已经告别了，你还写了一千封信？”
“这就是坚强，锲尔不舍就是坚强。”
“comeon.”
“这说明我的神经无比坚韧，无论你怎么甩都甩不掉我。”
“……”
“所以你错了，当时你应当告诉我真相。”
他摸了摸我的脸，想了想，忽然说：“既然你想知道真相，那我就告诉你一件事。”
“说吧。”
“昨天有个人给我打电话，是你接的，对吧？”
“对。他说德语我听不懂。”
“他是我的医生。”
我的脸立即白了。
“在来昆明之前我去拍过胸透。在我的肺部又发现了三个很小的点。他们怀疑有转移，但不能确信，要等六周再去胸透……”
我呆呆地看着他，大脑一片空白，顷刻间不能呼吸。然后我就直直地倒了下去。
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沥川的臂弯里，嘴里有一股浓浓的辣味：是酒，烈酒。
我迷惑地看着他，他指了指桌上的二锅头：“我相信你无比坚韧的神经没有昏厥，只是你的头昏厥了。”
然后我的眼泪开始哗哗地往下掉，浑身发抖地看着他：“这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他叹了口气，掏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这是我的主治医生，会说英语，不信你亲自问他。”
沥川的医生叫an，他用带着浓重德国口音的英语向我解释了沥川目前的病情。他说沥川的身体虽未恢复到理想的状态，但比去年进步了很多。没有查出任何新的转移。但他又说像他这样的病人，转移的可能性随时存在。所以，ju。
ju。
我忧心忡忡地看着他，半天没有说话。
“honey，好些了吗？”他捧住我的脸，讨好地笑，“对不起，不该开这么大的玩笑。你真的是‘咕咚’一声地倒下了。我还以为你能挺住几秒呢。头还晕吗？想喝点什么吗？我去给你倒果汁。”
“王沥川……你敢耍我！”
听见我的咆哮，他拾起拐杖一溜烟地去了厨房。
沥川把果汁装在一个密封的瓶子里带给我，我灌了一大口，将满嘴的酒味压了下去，然后，我不依不饶地问道：“医生都说你没事，为什么你一大早要在洗手间里待两个小时？是不是有什么新情况？”
沥川早起，我喜欢懒觉，以前我俩从来不抢洗手间。现在他回来了，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在一起，于是也开始了早起。
问题就来了。
“ok，以下是我的汇报。我起床吃药，进洗手间方便2分钟。然后刮胡子，7分钟，刷牙2分钟，洗澡，30分钟。出来梳头5分钟、穿衣服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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