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很多门外汉来说，指挥打仗就是一门玄学。
处于玄之又玄的战局之中，能够准确判断下一场战斗将于何时何处以何种方式打响的人，都有资格在战争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而能够准确预判敌人的预判，并合理利用手中兵马打得敌人无力招架者，都当得起“名将”之称。
可在真实的战争中，能准确预测敌军行动的将领却少之又少，每一个都是稀缺资源。
不少人因为误判战争形势而被敌人牵着鼻子走，更多的时候则是相互误判而乱打一通，最终的的胜负只取决于双方的“误判率”对比。
严格地讲，大宋京东西路经略副使苏迟并不算是门外汉。
其人虽是文官，却因守土有责，对同宋两军的很多战例都有深入研究。
苏迟非常清楚同强宋弱的客观事实，早就预料到只要同军进攻濮州守军必然溃败，也明白济州照样挡不住同军的全力进攻。
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以及同军几年内数次南下都是直接威胁开封府的事实，其人之前才会将兵力收缩于有洸水可守的济州任城。
其目的就是尽可能发挥麾下兵马的最大效能——不求歼敌获胜，只求有效牵制同军兵力，以尽量给朝廷大军争取宝贵的时间。
本就相差天壤的军力，加上错误的布局，注定了宋军这一战极度不利的局面。
大战开始后，濮州不战而降，郓城土豪晁盖又跟着造反，济州门户大开，苏迟之前的布局出现了巨大漏洞。
而此时巨野县城中的兵力却不到三千人，其人只能命范琼急速回防。
勉强知己知彼的苏迟之所以会误判战争形势，在于没有搞懂同军此战的战略目标和重点方向，错误地把濮州作为同军南下的侧翼战场，而不是主攻方向。
在其人看来，大同以“讨宋”为由出兵，最优的出兵路线不在京东西路，而在京西北路。
此时黄河正处于封冻期，战力远胜宋军的同军完全可以经怀州强跨黄河，然后一路凿穿郑州、颍昌和汝州，攻入南阳府，逼迫大宋朝廷再次签订城下之盟。
朝廷虽然在郑州东、西两面的东京开封府和西京河南府部署有重兵，但靠这些软脚蟹守住城池都够呛，就算冒险出城了，也没办法对同军后路构成实质性威胁。
以同宋两军的战力差距，这一穿凿战术不仅有实现的可能性，而且可能性极大，也符合同军集中兵力打要害的用兵惯例。
大同最多也就是在开德府部署一支偏师，牵制开封府方向的宋军，以掩护主力快速南下。
只要能成功逼迫大宋朝廷投降，割地赔款还不是要多简单就有多简单。
如此形势下，敌军根本用不着在远离南阳府的京东西路浪费时间。
而大宋要应对的，就是不吃同军声东击西这一套，老老实实集结重兵于京西北路硬着头皮打，依托众多的城池一步步拖疲同军。
然后，再依靠后方持续不断的小规模袭扰战迫使其无功而返。
就算最终不得不和谈，大宋也能付出最小的代价。
袭庆府发生动乱后，京东西路形势无比危急，朝廷却没有从西线抽调一兵一卒，始终将重点放在战场正面上。
苏迟由此相信朝廷肯定比自己更清楚战争整体形势，才能做出如此清醒的应对。
其人要做的，就是守好济州这个关键节点不失，尽力拖住更多的同军，以配合朝廷的疲敌战术。
很明显，忠心大宋的苏副经略使虽然对同军的战力有清醒的认识，却严重误判了大同正乾皇帝涤荡天下的决心。
徐泽发动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当然不是如之前檄文所说，只是为了追究大宋朝廷挑拨同金联盟欲要夹击大同的罪责。
哪怕赵宋朝廷的确有错在先，授人以柄，洗都洗不干净，但这点真不重要。
同军的战术选择，必须服务于大同帝国的战略需要。
徐泽选取的“讨宋”借口再正当，都掩盖不了讨宋之战是大同帝国从赵宋王朝身上割肉的事实。
所谓惩戒教主道君皇帝之语，不过是为了掩盖大同发动拓土战争事实的借口而已，并以此继续麻痹软弱可欺的赵宋朝廷。
徐泽需要软弱的赵宋君臣在不断为大同贡献国土的同时，仍竭尽全力维持其剩余国土的基本稳定，而不会因为害怕国灭身死直接散伙分家当。
毕竟，若是一战就打崩了赵宋朝廷，导致其彻底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力，神州大地将有极大可能会出现军阀混战生民涂炭的局面。
若是如此，徐泽就只能提前很长时间发动灭宋之战了。
以大同帝国的实力，只要徐泽愿意招降纳叛，两三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收取赵宋剩余国土都不是什么难事。
代价则是扩张过快而不得不继承赵宋王朝绝大部分的历史遗留问题。
不趁着兼并战争消灭尽可能多的守旧势力，就等着新兴的大同帝国在这些人的折腾下快速“折旧”吧。
即便以正乾皇帝的雄才伟略，也不愿面对这样的局面。
徐泽不惧与守旧势力进行任何形式的斗争，不管是来文的还是来武的，玩阳的还是玩阴的，他都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但其人终究只是一个人，要做而又能做的事情太多，他可不想把有限的精力用在与国内守旧势力的勾心斗角上。
家与国在很多方面的道理是相通的，无论治国，还是治家，风气都很重要。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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