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白了案情之后，高炽就问二人是如何看待的，余逢辰就认为哥哥拿走全部家产是无可指摘的，是理所应当的，很是义正言辞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所谓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这个人作为弟弟将兄长控诉于公堂，岂不是不悌不义？”
这就是很明显的宗法观念的维护者，嫡长子继承一切，是西周的礼法观念，但是到了汉朝，就已经变成了家产诸子平分了。《大明律》也是这么规定的，除了爵位和官职是嫡长子继承，其他财产都是诸子均分。这个案件怎么说也应该平均分，何况家产都是小儿子挣来的，白白分给兄长一半，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但是余逢辰似乎很是泥古，认为所有的家产就是应该兄长继承，弟弟没有权力得到半分。
高炽听了也不说对，也不说不对，问李贤是怎么想的。
李贤在旁听了，道：“蒙古人先时与汉人不同，施行幼子守灶，或称幼子守产。幼子唤作‘斡赤斤’，是正妻所生的最小的儿子。分家产时候，年长者多得，年少者少得，斡赤斤继承名誉和头衔，会有很大的财产是由斡赤斤继承。”
余逢辰就很不屑地“哼”了一声，斥道：“蒙古人如何能和汉人相比！如此继承制，难道不是祸乱根源！且看元明宗和元文宗子嗣仇杀，帝位倾危，难道不是这种继承制度埋下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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