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刘邦的乘车被项羽部队追击，敌兵迫近，生死存亡之时，刘邦的车上除了自己、只有护卫车夫夏侯婴和两个嫡生儿女鲁元公主和汉惠帝。刘邦只用了一秒钟就想通了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想不明白的道理——”车太重了，必须减负，夏侯婴能给自己挡刀驾车，绝对不能丢，只有眼前一对亲生儿女必须被扔弃“——他瞬息之间就做出了最残酷或许也最”正确“的抉择，飞快地将鲁元公主和汉惠帝踹下去，以减轻车子的负担，增大逃跑的概率。在这一事件中，刘邦展现出极端可怕的决断力。
与刘邦相反，军神韩信自负无双才智，为何却在政治上一败涂地，最终死无葬身之所？原因就在于八个字，”牵挂太多，优柔寡断“：面对部下的警告，韩信既恐惧汉王的猜忌，又顾念汉王的恩情，同时还贪恋裂土封王的富贵和”言听计用“的虚荣，这位军神连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都搞不清，又怎能做到政治上果断？就像蒯通（韩信谋臣）所言，”犹豫的猛虎，不如决死的毒蜂，狐疑的勇士，比不上出击的儿童“，韩信后来以军神之能死于妇人之手的事实，完美验证了这一不祥真言。”
但凡有所成功之人，几乎无不被过去成功所束缚。过去赖以成功的手段，过去赖以制胜的思想，都足以成为成功者的牢笼，使其在新的环境中一败涂地，政治上尤为如此。
当黄巢、李自成把过去打天下的劫掠之策，用到国家统治之上时，也就意味着为自己的脖颈套上了绞索；当拿破仑统治欧洲之后，依然肆无忌惮、不顾规则地动用武力侵吞盟友时，也就表明他的霸权时日无多。
“在我看来，这个暴君（拿破仑）已然时日无多。奥斯特里茨战役，让世人知道与拿破仑为敌是危险的；耶拿战役，让世人知道对拿破仑中立意味着灾难；西班牙的毁灭，则让世人知道与拿破仑友好是致命的。他的每一场胜利都在制造着更多的恐惧和敌人，因为事实将迫使列强明白，除非彻底消灭拿破仑，否则任何人都将无法幸存。因为，他不可能建立稳定的秩序，他不可能百战百胜。”
梅特涅致信奥皇弗兰茨，就拿破仑入侵西班牙发表看法
这是为何？因为征服世界需要以刀剑，但统治世界的力量，则必须以构建在观念之上的规则为基础。陆贾所谓”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乃长久之术也“，即是如此，但这种转变，需要对过去观念的超脱，而”超脱“恰恰是相当困难，因为这需要对过去自己的否决，需要破除人性自我认可的本能。无论是拿破仑，还是列宁、斯大林，他们终其一生都未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这也成为他们后半生遗憾之所在。
而刘邦却很轻易地做到了这一点。打开《汉高本纪》就会发现，在刘邦的一生中，这个人从未被任何观念所束缚，对他来说，观念只是一种身外工具，他能够很清楚地理解自己在不同的时期需要不同的观念，并且做出了灵活的调整。
打天下的汉王刘邦，需要塑造自己慷慨仁义的形象，以吸引豪杰的归附，故哪怕是自己的仇敌雍齿，只要投靠就可以获得刘邦的封赏；而统治天下的汉帝刘邦，则需要时刻向臣子们灌输“忠君”的观念，以求得长治久安，故救命恩人丁公（项羽部将，放走了溃逃的刘邦）就必须被杀掉，与之相反的是，曾经数次威逼自己的季布（项羽部将，数度陷刘邦于困境）就需要被重赏甚至提拔。
事实上，只有真正的政治家，才知道武力只能用来夺天下，而在民众之中培养统治所需的观念，远比单纯增强刀剑福利更加重要，刘邦恰恰就是这样的佼佼者。
季布母弟丁公，为楚将。丁公为项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顾丁公曰：“两贤岂相厄哉！”于是丁公引兵而还，汉王遂解去。及项王灭，丁公谒见高祖。高祖以丁公徇军中，曰：“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斩丁公，曰：“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
所以，对于楚汉英豪的结局，后人不必心怀怨愤。霸王应该属于勇猛的项羽，军神必然归于无双的韩信，而最终的帝王只可能属于刘邦。因为，这位开国帝王从不因好恶爱恨行事，作为绝对实事求是的纯粹政客，他实际上为后来者塑造了一个无情的典范。
即，在以后的斗争中，谁会是最后的胜利者，仅仅取决于谁更像刘邦。
刘邦的性子，如何儿子被抓，用来要挟，会是什么态度？
干掉我儿子！
好吧，没这么夸张。
但继续威逼随时准备进攻的秘境人们，很显然说明了问题。
白三被此时聚拢过来的使团成员抓在手里，却是嘴角吐着血，惨惨的说道：“她们三个不是我们的属下，不会听话的，只会过来杀人。”
这三人说的自然是那三个小姑娘。
而王剑看到的是，虽然同为西方人，但对几位来自美国的观察员也是同样的下手狠，事实上，已经有人死在了三个小姑娘的手中。
领头的卖火柴的小姑娘似乎很得意，手里抓着根火柴，似乎随时要出手。
王剑忽然有这么一种感觉，虽然两个人质在手，但对这些小姑娘来说，更希望人质死掉，最后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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