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东林党说,顾宪成之类的人廉洁云云,他们的政敌也许懒得去反驳。因为顾宪成之类的人,一直待在清水衙门,就算有贪腐行为,肯定也比普遍官员轻微。问题是,李三才作为一个巡抚,而且还主管漕运那种肥缺,如果说他能保持廉洁,那就好比说母猪也会上树一样。在这种背景下,东林党的反对者,就揪住这件事不放手。总而言之,大家一块证明,李三才是一个大贪官。更间接证明,东林党就是一个妖言惑众的团体。虽然东林党赌咒发誓,李三才就是一个大清官。问题是,越来越多的证据都表明,李三才就是一个大贪官。李三才是不是贪官的争论,最后惊动了皇帝。于是皇帝就派人介入调查。结论呢?李三才就是个贪官。这一折腾,李三才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关键是,史书盖棺定论,也说李三才不是清官。
当然了,许多人依然愿意相信,李三才不是大贪官,因为魏忠贤一伙拼命攻击的人,怎么可能是大贪官吗?关键是老一辈东林大佬,都一致标榜人,怎么可能是大贪官吗?[注]:其后击三才者,若邵辅忠、徐兆魁辈,咸以附魏忠贤名丽逆案。而推毂三才,若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刘宗周,皆表表为时名臣。故世以三才为贤。问题是,李三才并不是在东林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更主要的是,李三才成长于明末腐败的官场上,还一路爬上凤阳巡抚、漕运总督的位置,并在这个位置上干得风生水起,说他两袖清风,谁信呢?从李三才的事件,我们大约可以看出来,东林党运作的基础是什么。总而言之,东林党控制了社会舆论,许多官员希望利用这种社会舆论,于是就相互勾结、利用。最后呢?与东林党合作的官员,都被美化了;不与东林党合作的官员,都被丑化了。最后官场被分为两类人,一类是和东林党合作的清官,另一类是不和东林党合作的贪官。如果东林党从未掌握过权力,东林党那套蛊惑人心的言论,自然可以骗过涉世未深的小皇帝。问题是,东林党掌握过权力,而且掌握的权力非常大。
结果呢?帝国的局面并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相反因为他们的介入,变得越来越乱。事实上,天启重用魏忠贤为代表的太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当然了,后来崇祯重用太监,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这就好像,你开了一家公司。有几个人,跟你吹得天花乱坠,总而言之,你重用他们,就能如何如之何。问题是,你重用他们之后,公司业绩没有任何好转,反而越来越差。他们却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总而言之,怨这、怨那,就是与他们无关。面对这种事,你肯定也想拿板砖拍他们。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东林党出现后,党争为什么会加剧本来呢?
帝国的人事调整,虽然一直竞争的非常激烈。但是总的来说,很少演变成势如水火的相互诋毁。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决定官场人事调整的是权力、地位、人脉,而不是靠打舆论战。所以官场上虽然一直存在拉帮结派,但是总的来说,大家在相互攻击时,都是有分寸的。但是东林党一介入,马上就变成另一回事了。因为东林党在参与这种利益博弈时,主要靠的就是引导舆论、甚至是控制舆论。所以东林党在参与相关博弈时,就把这种法宝应用到极致。总而言之,与他们的合作的人,就随心所欲的吹捧美化;不与他们合作的人,就随心所欲的诋毁丑化。这样一折腾,官场之间的争斗,就变成了正义邪恶大战。在这种背景下,官场的内部矛盾,遂演变成了敌我的矛盾。最后的结果,官场斗争就对人不对事了。总而言之,你是我们的人,就是正义的化身,就是一心为国为民的;你不是我们的人,就是邪恶的化身,就是一心祸国殃民的。
在东林党的宣传中,他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并且一直在与那些祸国殃民的邪党、阉党、阉党余孽在作斗争。当然了,在邪党、阉党、阉党余孽的宣传中,帝国出现了一股邪恶的势力,他们架着为国为民的旗号,不折手段的谋求私利。帝国的局势之所以越来越乱,就是因为有这股力量在瞎捣乱。官场竞争到了这种境界,你说它能不激烈吗?
他们结党成群,党同伐异,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不能单纯的用好或与坏来看待东林党人,因为好得如圣人般崇高,坏得比大奸大恶之人还要可恶,他们做过所谓的好事,也做过不少所谓的坏事。
他们可以是好人,他们标榜气节,崇尚实学,对于扭转士风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关心社会现实问题,力求改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他们提倡反对空幻虚无、谈空说玄,提倡求真务实、实学实用的政治思想,主张开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反对矿税,他们自始至终都在和宦官集团作斗争,即便被魏忠贤残害也没用放弃。他们也可以是坏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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