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田喜子的身世其实很简单。
她来自于日本京都的一个普通家庭，因哥哥几年前来了中国，怀着对中国的向往，当她去年在京都府立女子专门学校毕业后，也踏上了来中国的旅程。
在哥哥的安排下，她在天津日租界安顿了下来，并且在这里的日文小学校当了一名老师。
有了哥哥的照顾，她在这里虽然人生地不熟的，但生活得还算不错。
可惜好景不长，一个多月前，她的哥哥突然被调往了上海，把她独自丢在了天津。
不久前，她将哥哥住过的那套房子放了出来，希望能遇上一个不错的华人租客，一方面能收租补贴一些收入，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学习中文。
她就这样遇上了袁宝山。
在深田喜子不能使用日文的情况下，袁宝山和她沟通是一件很累的事，袁宝山不得不时不时纠正一下她的发音，再教会她正确的表达顺序。
这很是需要一点耐心。
不过袁宝山还真没法对这样一个单纯的女子不耐烦，尽管她是一个日本女人。
深田喜子确实单纯。
她年龄原本就不大，再加上在日本时上的又是女子学校，跟外界根本就没有太多的接触，跟异性的接触更是近乎为零，这使得她在日本的经历非常简单。
而到了天津之后，她又在哥哥的严密保护之下，同样也没有太过于复杂的经历。
这样的她想复杂都难。
这使得袁宝山虽然对日本人没好感，但却无法对这样一个单纯的女子心生恨意。
不过他也庆幸遇上了这么一位单纯的女房东，这么一来，他的潜伏又安全了很多。
开始上菜了。
东方饭店虽然是日本人开的饭店，但针对的却是天津或来津的有钱人，因此这里提供的餐饮主要是高端的中餐。
地地道道的天津菜！
“这怎么说？”
深田喜子拿起了筷子，带点小兴奋地指着刚上的一盘精致的菜问。
“炒青虾仁。”
“操青下忍？”
深田喜子的中文发音确实很不标准，尤其是语调上是个大问题。
袁宝山不得不耐心地纠正她：“来，跟我念，炒……青……虾……仁……”
他提前进入了中文老师的状态。
不过袁宝山倒是乐在其中，在身处敌群中，时刻要提高警惕的紧张状态下，稍稍放松一下，与一位很单纯的女子说点不用动脑的话，其实是很惬意的。
他这边很惬意，日本人那边今晚却很紧张。
对于在津的日本驻天津各主要机构的负责人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的夜晚，大家齐聚领事馆会议室内，共同商讨一件特别重要的大事。
今晚参加会议的人，身份没一个简单的。
城仓和卫，日本陆军华北驻军少将司令官。
松本诚也，日本陆军天津特务机关机关长，大佐。
菊田智江，日本陆军特务机关天津菊公馆负责人，大佐。
小林志野，日本陆军天津日租界宪兵中队中队长，中佐。
小宫喜久，天津警察总署警部长。
……
可以说，今晚这里集中了日本驻天津各重要机构的主要负责人，身份稍次的根本就没资格参加。
而主持会议之人更是了不得，直接是天津日租界日本总领事馆总领事石村茂。
这样一群位高权重之人扎堆在一起，商量的绝非是小事。
华北五省自治，就是今晚会议的主要内容。
继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之后，尝到了甜头的日本侵略军加快了侵略中国的进程，很快又制订了华北五省自治计划，妄图将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华北五省变成第二个东北。
1933年初，已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日军又向华北进犯，在热河、长城一带入侵华北，但因中国军队的奋起反击，日本侵略军改变了策略，与忙于内战的国民政府进行了谈判，并签署了《塘沽协定》。
《塘沽协定》签订之后，日本暂时将对中国“武力鲸吞”的露骨侵略方式转变为有序推进的“渐进蚕食”方式，即企图一口一口啃噬掉中国。
1935年，日本侵略军加快了华北五省自治计划的执行。
1935年1月中旬，日军首先制造了“察东事件”，迫使南京政府承认察哈尔沽源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区”。
1935年5月初，天津日租界内发生了亲日分子《国权报》社长胡某和《振报》社长白某被暗杀的“河北事件”，日本华北驻屯军又接机挑起事端。
在日本人的军事威逼之下，南京政府又与日本侵略军达成了所谓的《何梅协定》，从中国军队从河北撤退，取消河北省内的国民党部，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等。
由此，日本帝国主义实际取得了对华北的控制权。
1935年5月30日，“河北事件”之后，日本侵略军紧接着又谋划了“张北事件”，南京政府又一次妥协，与日本侵略军达成《秦土协定》。
《秦土协定》后，察哈尔省内也撤出了国民党机构及中国驻军，让冀东也成为了非武装区。
可以说，至目前为止，日军的华北五省自治计划已经取得了关键性的进展，现在只差最为关键的一步了，那就是华北五省自治，在华北五省成立类似东北三省的伪汉奸政权。
这最后的关键一步可不是这么容易的，需要日本在华各主要机构的通力配合，今晚开的就是通力配合的协调会，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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