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聊斋志异》曾被认为是文言小说之集大成者。单从作者所使用的语言和某些表现手法来看,这个评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从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纵横面来看,这个评价就不够全面了。因此还需要作进一步的伸说。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发展系统。一个系统属文言,起自六朝的志怪而盛于唐的传奇;一个系统属白话,起于由唐宋时的说话而形成的话本,进而发展到大部头的长篇章回小说。文是文,白是白,界限分明。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如以文言写章回小说者。但是,这两个系统之间并不是井水不犯河水,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互相影响,互相竞赛,甚至有斗争。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聊斋志异》的出现,就不单纯的是文言小说自然地顺利地直线地发展的结果。
鲁迅曾经说过,《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细按原意,当是指用传奇的表现手法,来表现志怪式的题材或内容,也就是接受了它之前的这种文言小说的优点,所以鲁迅把它列入了“拟晋唐小说”,正确地指出了它的渊源。蒲松龄自己也承认是“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是自觉地有意识地来继承这一小说传统的,是踏着前人开辟的创作道路前进的。然而,从当时的情况讲,这条路已经是歧路了。他以自己毕生的主要精力,又把歧路引直成宽平的大道,树下了历史的纪念碑。
《聊斋志异》是清初十七世纪的作品,上距干宝的《搜神记》已千年以上,距唐传奇的兴盛也近千年。对于文言小说的发展来说,《聊斋志异》的出现,实在是“文起千年之衰”,其功不在“文起八代之衰”以下。
按照鲁迅的说法,中国古代严格意义的小说从唐代才开始出现,“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以前的志怪书不仅是“粗陈梗概”,“非有意为小说”,而且“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更无诚妄之别矣”。以志怪书的代表作《搜神记》为例,作者干宝就表明其创作动机是“发明神道之不诬”。蒲松龄自谦非干宝之才而“雅爱搜神”,正是从“才”的方面来看待六朝志怪书的,取法其设幻的种种大胆想象,造异立奇,并非追随其明神道,有取有弃,所以能摆脱单纯模仿之恶道。六朝文人的设奇造幻,不同于单纯的宣扬迷信,为了动人,就要造得让你感到象真的一样,在这样的一个写作实践过程中,无疑的是锻炼和发展了文学的想象力,发展了后世所谓的浪漫主义表现方法的因素。蒲松龄从志怪书中所受到的启发,正是这种积极的文学因素。
唐传奇的确堪称有唐一代之奇,产生了大量的作品,著名的如《枕中记》、《长恨歌传》、《李娃传》、《莺莺传》、《南柯太守传》等,作者又多是著名的诗人、文学家,立意在写人,又重情节,尚文词,故能通过委婉曲折的故事给人留下生动的人物形象,使传奇蔚为奇观,也使后来的刻意模仿者望尘莫及。这个成就与当时文人思想上的较少束缚,社会风尚的较为开放大有关系,正因为如此,传奇才只盛于唐,至宋则日趋衰落,一蹶不振,走向了下坡路,再也没有产生过象唐代那样的名作,作为文言小说代表的志怪传奇的全盛时代过的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唐传奇的出现,虽然标志着“始有意为小说”,小说正式登上了文坛,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已争得了应有的文学地位。“传奇”一词就含有贬意,它与声势浩大的唐诗和散文是不能并驾齐驱的。宋以后的文言小说,用鲁迅的话说,“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这时,另一种起于民间的新的小说形式即评话出现了。评话是白话小说,它的产生与广大的下层人民群众有着直接的关系,并且主要的是为他们服务的,得到他们的喜爱。从评话到章回,历经几代数百年,越来越旺盛强大,同另一种起于民间的戏剧文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后期主要成就的重要标志,诗文的地位反而越来越显得居于次要了。在这个历史阶段的文言小说,走着与白话小说并不相同的道路,远离了现实生活,远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变成了文人的趣味之作,犹如明末之文人小品,落后于时代的潮流,走向了末路,既缺乏白话小说的生命力,同唐传奇相比,相差也不可以道里计。
文言小说的衰落,到明朝已达极点,故鲁迅在讲“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时,一笔带过,批评多于肯定。“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而能够予以肯定者,实在寥寥。至于清末的文言小说,虽“亦记异事,貌如志怪者流,而盛陈祸福,专主惩劝,已不足以称小说。”文言小说发展到如此境地,真是名符其实的“呜呼哀哉”了。
在文言小说的衰败之风“弥漫天下”的境况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却突然异军崛起,独树一帜,连当时鼎鼎大名的文人王渔洋,也不敢小看这位三家村的教书先生,究竟是为了什么?
二
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动机和目的,不是一般的传奇志怪,而是以传统的传奇志怪的形式和手法,来表现他长期郁积于心底的“孤愤”之情,是对当时社会的抗争,也是为重振文言小说所作的抗争。蒲松龄生活在一个激烈动荡的大变化的时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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