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法令违背了民众的利益，那么其他法令也就无法实行；一项恶政实施了，也就等于跟百姓结下了很多冤仇。因此，对顺从的民众就要施行善政，对顽固凶残的刁民就要严加惩处，这样国家的法令才能得以顺利地推行，而民众也不会有怨恨之言了。如果用民众怨恨的法令去治理怨恨的民众，就会违背常规；如果用民众仇视的法规去约束仇视的民众，其所引发的灾祸是无法制止的。治理国家，管理民众，就要让他们心平气和；要做到心平气和，政治就必须清明。民众各得其所，国家就会太平无事。
犯上作乱的人受到尊重，贪婪卑鄙的人富有，这样的情况就算有一个贤明的君主，也不能很好地治理天下。犯上作乱的人被诛杀，贪婪卑鄙的人被关押，只有这样，教化才能得以施行，而种种坏事就会悄然消去。廉洁、淡泊名利的人，不能以官位、俸禄相诱而求得；有节操、讲义气的人，不能以严威、重刑相要挟。所以，英明的君主要想得到贤才，一定要了解他的品性而施以不同的方式。想要招致高尚清廉的人，一定要重修礼节；想要网罗重气节大义的人，一定要重修道义。这样不仅可以招致贤士，君主英明的声名也可以保全。
圣人和君子都知道国家强盛和衰弱的根本，通晓国家成功和失败的端倪，审查明确治理乱世的时机，能够把握好进退的分寸。即使是贫困，也不会贪图亡国的高官；即使是困苦，也绝不贪图乱世的俸禄。隐姓埋名却有治理天下邦国之道的人，会在时机到来的时候出山，所以一出山就会身居要职；君主的志向跟自己的志向相投，就可以建立不朽的功勋。所以他们的谋略高深，并且能名扬后世。
圣明的君主发动战争，并不是因为他喜欢打仗，而是要用战争去诛灭强暴、讨伐乱贼。而以正义之师去讨伐不义之师，就好像挖掘开一样，也好像是在深渊边推挤摇摇欲坠的人一样，肯定能够夺取胜利。圣明的君主之所以悠闲恬淡而不急于进攻，是不愿意造成过多的人员和物质损耗。兵器，是不祥之物，天道厌恶它，不得已的时候才会使用它，这是符合“天道”的。人生活在“道”中，就像鱼生活在水中，得到水才能生存，没有水就要死亡。所以，君子常常感到恐惧，而不敢违背“道”。朝政被豪强把持，国家的威望就会衰弱；生杀大权掌握在喜欢杀戮的人手里，国家的威望就衰竭了；豪强如果俯首听命，那么国家就可以长久维持；生杀大权掌握在君主的手里，国家才会变得安定。人民生活穷困，国家就没有可以储备的东西；百姓生活富足，国家才会安乐。
贤臣被重用，奸佞的人就会被排斥在外；奸臣被重用，贤能的人就会被置于死地。如果内外失去了应有的次序，国家就会祸乱无穷。
大臣自比君主，众多奸邪就会乘机聚集；大臣享有君主那样的尊崇，上下就会名分不分；君主沦为臣下的地位，上下的秩序就会被颠倒了。
伤害贤才的人，祸乱就要殃及他的子孙三代；埋没贤才的人，他的自身就要受到祸害；嫉妒贤才的人，他的名声就不能予以保全；积极引进贤才的人，福泽会流布于子孙后代。因此，君子急切推举贤才，这样他美好的名声才会被广为传颂。
让一个人得到利益而使一百个人遭到损害，民众就会离开城郭；让一个人得到利益而使一万个人遭到损害，全国人民的心就不会团结。除掉一个人能让一百个人得利，人民就会感激他的恩泽；除掉一个人而让一万个人得利，政局就不会发生动乱。
“下略”主要讲的是国家盛衰的原因。为人君主者看了“下略”就能明白如何从源头上治理国家，从而审查治理国家的纲纪。身为君主要视天下为己任，明白广大百姓的心声，制定出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政令。在人才的选用上要亲贤远佞，使贤人归附，而让奸佞之徒远离。君主所做的事情要为百姓考虑，即使出兵打仗，也是为了铲除暴乱获得更多和平的空间。文中说：“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则据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忧者，则享天下之乐；能救天下之祸者，则获天下之福。”这样的人才是众望所归的君主。君主要保持和大众的利益一致，才能国家太平，国富民强。
自东汉后，中国大地战乱不休达三百多年，国家纷乱，诸侯割据。北朝的杨坚利用外戚的权势夺得朝柄，登基称帝，建立了隋朝。
为了实现国家统一，杨坚登基后，在开皇七年先灭梁，然后下诏书伐陈。开皇九年，杨坚大军挥师南下，灭亡了割据南方的陈，统一中国，终结了东汉末年以来三百年的分裂局面。当时琉球群岛俯首称臣，归降隋朝，突厥可汗更是顶礼膜拜，称杨坚为“圣人可汗”，表示愿为藩属，永世归顺。长期的混战局面终于结束，各地的蛮夷部落也被隋文帝征服，中国又回到和平的年代。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精心治理，使隋朝迅速强大起来。虽然国家富裕了，但隋文帝没有和其他人一样开始奢华享乐。他告诫太子杨勇：“自古帝王，奢侈便不久矣，尔要厉行节俭。”杨坚在前朝做辅政大臣时便力主打击奢淫，并且成效极为明显，以至于当时大众的服装多为布帛，从不用绫罗绸缎，饰带也只用铜铁骨角，没有用金玉的。他称帝后，更是表示“犬马服玩，不得献上”。比如布袋送干姜，绸袋装香料，都被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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