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可怕的是，史蒂夫对机器的内部还有诸多审美要求，其中一点尤为苛刻。根据一般的生产流程，应该是先给工程师定好电脑的各项技术参数，让工程师设计出符合这些要求的电路板，然后才会去考虑电路板的大小和形状。史蒂夫却把这个过程倒了过来。他告诉乔治·克洛和其他硬件工程师，next的电路板必须是正方形的，正好能放进镁制的机箱里。正方形不是电路板的常规形状，史蒂夫的这一要求让工程师无法充分施展才华，无法在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实现所有技术要求。史蒂夫让整件事变得更为复杂，他花了大把的钱，让庞大的工程师团队加班加点工作，就是为了实现他的设计理念，对最终产品却并没有任何实质改进。
一而再，再而三，史蒂夫做的那些决定如果割裂开来看，都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加总在一起，却破坏了公司的整体发展。史蒂夫没有权衡过每个想法的利弊，他无法接受有哪件事不称他心意。
部分原因在于他对自己信心爆棚。在媒体和投资者看来，他就是一位天才。佩罗曾经盛赞他“33岁的人，却如同拥有50年的从商经验”。佩罗当时还不知道自己的判断大错特错。里根总统手下的商务部长马可姆·波多里奇（e）常常给史蒂夫打电话寻求建议。主流刊物经常派记者前去打听史蒂夫对各种问题的看法，不仅仅是电脑和技术方面。有一次，史蒂夫接受其他记者采访时，我恰好也在场，他对各种话题都能自信地侃侃而谈，包括产业政策、与俄罗斯的竞争、缉毒战和巴拿马的曼努埃尔·诺列加（a）将军。一家尚没有任何产品的初创公司想要进入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前景并不乐观，外界和媒体却大肆追捧，这更加坚定了史蒂夫心中的信念：命中注定他就是要干一番大事业的。如此使命感让史蒂夫无法舍弃自己的任何一个想法，仿佛他所追求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区分卓越产品与平庸产品的关键所在。多年后，佩罗承认自己被蒙蔽了。“我犯过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把钱投给了那群年轻人。”
史蒂夫事事都要与苹果一争高下。苹果有一个标志性的商标，于是史蒂夫也为next设计了一个炫酷的商标。苹果有先进的工厂，于是史蒂夫也不惜血本给自己的小公司建了一家奢华的工厂，产能足以与苹果匹敌。尽管他嘴上没说，但一言一行都表现出对苹果的执念。《财富》杂志的编辑约翰·休伊（jo时，就坐在大厅的沙发里等着，史蒂夫刚和其他拜访者吃完饭回来。史蒂夫并没有认出休伊，他在另一张昂贵的沙发上坐下，花了15分钟时间翻阅了几本杂志，对苹果那群“蠢蛋”设计的“愚蠢”的广告非常不满。
有些作者把史蒂夫的执念以及对于功名利禄的渴望归结于他的弗洛伊德情结，他要打败“抛弃”他的亲生父母。然而在我看来，史蒂夫幼稚的行为更像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养父母总对这个聪慧、早熟、心思缜密的孩子百依百顺，如果不按着他的想法来，他就会如同一头受伤的驴子般哀号。长大成人后，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时不时会乱发脾气。在next公司，没有人能够控制史蒂夫的这一面。像列文和巴恩斯这样头脑冷静的人经常会给他提不同的建议，但他却置若罔闻，甚至不屑一顾。史蒂夫跟乔·诺塞拉谈起麦金塔推出后的那段岁月时说道，“我想我知道看着自己的孩子出生是什么感受。”不幸的是，在next，史蒂夫很多时候都表现得像个孩子，而不是成熟、理智的父亲。
史蒂夫的任性妄为让员工无可奈何，他事无巨细的管理方式更是让员工无所适从。他认为员工就应该在晚上和周末加班，如果发现有什么“紧急”问题需要处理，他会毫不犹豫地在周日或假期给在家休息的员工打电话。尽管如此，硬件和软件工程师却依然心甘情愿地为他工作。
因为史蒂夫理解工程师的情感诉求。从本质上来说，工程师的职责就是解决问题，如果能解决那些看似无解的大难题，会让他们激动不已。史蒂夫向他们提出了不可思议的挑战，为他们设立的目标在电脑行业是绝无仅有的，除了史蒂夫，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如此看重工程师的工作。设计出一台足以改变教育行业的电脑，这个目标本身无疑振奋人心，不过对那些才华横溢的程序员来说，为这位老板实现这一目标更是无法抵制的诱惑。
随着时间的推移，史蒂夫的目光逐渐投向了大学教育以外的市场。列文和销售团队试图将next电脑销往各行各业，他们认为next电脑能彻底改变办公环境，能方便地与其他电脑互联，用于3d建模以及数据分析。这台电脑不仅能服务于象牙塔，还能满足华尔街投行和各类商人的需求，无疑是一款变革性的产品。因此即使产品的交付日期一延再延，很多工程师依然孜孜不倦地奋斗着，既是因为心中的热爱，也是为了达成这一宏伟的目标。在next当家做主的是工程师，他们在总部办公楼里有独立的办公区域，那里摆放着一架三角钢琴，其他员工无法进入这一区域。史蒂夫为next招揽了很多颇具才华的极客，他们取得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
理查德·克兰多尔（ricrandall）原本是里德学院的物理学教授，后来成为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他在next拥有很大的自主决策权，主要负责研究拓展计算机科学高等教育。他在next的成就引领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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