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以前，我被提名为独立党的纽约州州长候选人，与斯图阿特·伍德福先生和约翰·霍夫曼先生竞选。我总觉得我有一个显著的长处胜过这两位先生，那就是——声望还好。从报纸上很容易看出，即便他们曾经知道保持名誉的好处，那个时候也已经过去了。近几年来，他们显然对各式各样可耻的罪行都习以为常了。但是正当我还在赞美自己的长处，并暗自因此得意的时候，却有一股不愉快的浑浊潜流“搅浑”我那快乐心情的深处，那就是——不得不听到我的名字动辄被人家拿来与那些人相提并论地到处传播，我心里越来越烦乱，后来我就写信给我的祖母，报告这桩事情。她的信回得又快、又干脆。她说——
你生平从来没有干过一桩可羞的事情——从来没有。你看看报纸吧——你看一看，要明白伍德福和霍夫曼这两位先生是一种什么人物，然后想一想你是否情愿把自己降到他们的水平，和他们公开竞选。
我也正是这么想呀！那天晚上我片刻也没有睡着。可是事已至此，我究竟无法撒手了。我已经完全卷入了旋涡，不得不继续这场斗争。早餐时，我无精打采地看着报纸，忽然发现下面这么一段，老实说，我从来没有那么吃惊过——
伪证罪——马克·吐温先生现在既然在大众面前当了州长候选人，他也许会赏个面子，说明一下他怎么会在一八六三年在交趾支那瓦卡瓦克被三十四个证人证明犯了伪证罪。那次做伪证的意图是要从一个贫苦的土著寡妇及其无依无靠的儿女手里夺取一块贫瘠的香蕉园，那是他们失去亲人之后的凄凉生活中唯一的依靠和唯一的生活来源。吐温先生应该把这桩事情交代清楚，才对得起他自己，才对得起他所要求投票支持他的那些广大人民。他是否会照办呢？
我不胜诧异，简直气炸了！这样残酷无情的诬蔑，我一辈子连见也没有见过交趾支那！瓦卡瓦克我连听也没有听说过！至于香蕉园，我简直就不知道它和一只袋鼠有什么区别！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简直弄得神经错乱，不知所措。我只好把那一天混过去，根本就没有采取任何步骤。第二天早上，同一报纸上登着这么一条——别的什么也没有——
耐人寻味——大家都会注意到，吐温先生对于那桩交趾支那的伪证案保持缄默，似有隐衷。
（附注——在竞选运动期中，从此以后，这个报纸一提到我，唯一的称呼就始终是“无耻的伪证制造者吐温”。）
其次是《新闻报》，上面登着这么一段——
敬请说明——新任州长候选人可否将下述事实经过向本市若干迫切等待着给他投票的市民赐予说明，以释群疑。他在蒙大拿的时候，和他同住在一间小房子里的伙伴们时常遗失一些小小的贵重物品，后来这些东西通通在吐温先生身上或是他的“皮箱”（他用来包裹身边物品的报纸）里找到了，于是大家为了帮助他改过自新，就不得不对他进一番友谊的忠告，所以就给他浑身涂满柏油、粘上羽毛，让他吃“坐木杠”的苦头，然后就叫他永远离开他在这个工棚里所占的位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可以说明一下吗？
世间还能有比这更居心险恶的事情吗？因为我是一辈子没有到过蒙大拿的。
（从此以后，这个报纸就照例把我叫作“蒙大拿的小偷吐温”。）于是我渐渐对报纸有了戒心，一拿起来就觉得提心吊胆——很像一个人想睡觉的时候去揭开床毯，可是脑子里却担心那底下会有一条响尾蛇似的。有一天，我又看到这么一段——
谣言被揭穿了！——根据五点区的迈克尔·欧弗兰纳根先生和水街的启特·柏恩斯先生及约翰·亚伦先生三人宣誓负责的证词，现已证明马克·吐温先生诬蔑我党德高望重的领袖约翰·霍夫曼已故的祖父，说他是因犯盗劫罪被处绞刑的。这种卑鄙的说法是一种下流的、无端的谣言，连丝毫事实根据的踪影都没有。像这样毁谤九泉之下的死者，并以谰言玷污他们的令尊名声的无耻手段，竟被人用以博得政治上的成功，这实在叫正人君子看了寒心。我们想到这种卑鄙的谣言对死者清白的家属和亲友们所必然引起的悲恸时，几乎激动得要把受了污蔑和侮辱的公众鼓动起来，采取断然行动，对诽谤者施行非法的报复。但是我们不这么办！还是让他去受到良心的谴责而苦痛吧。（不过公众如果让感情的冲动占了上风，在盲目的愤怒支配之下竟至对诽谤者加以人身的伤害，显而易见，陪审员是不能给这些激于义愤的人们定罪的，法院也不能对他们加以处罚。）
末尾那句巧妙的话居然大起作用，当天夜里就有一群“受了污蔑和侮辱的公众”从我的房子前面冲进来，把我吓得连忙从床上爬起来，由后门逃出去；那些人满腔义愤，来势汹汹，一进门就捣毁了家具和窗户，走的时候把能带走的财物都拿去了。但是我可以把手按在《圣经》上发誓，我从来没有诽谤过霍夫曼州长的祖父。不但如此，直到那一天为止，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也从来没有提到过他。
（我要顺便说一声，从那以后，上面所引的那个报纸就把我称为“盗尸犯吐温”。）
其次一条引起了我的注意的新闻是这样说的——
好一个体面的候选人——马克·吐温先生原定于昨晚在独立党的群众大会上做一次中伤别人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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