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老总听了孙一宣布的“小目标”，暗暗咂舌，“我的娘啊，一个亿！”
没等他们回过神，孙一又抛出一句更令他们咂舌的话：
“我们再定一个大目标！”
“这个目标，做起来更难，花的时间更久，也许五年、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才可以做成。”
“以后考查做官的干得好不好，我就只看这一件事。”
日塌天、王二牛几人相互看看，不由地蹲直了腰杆，支起了耳朵，静静地等待爷的下文。
孙一一字一句地说道：
“这个目标，就是修建公共厕所！我要求，公共厕所要多到百姓不会为外出如厕发愁，每间厕所里都有免费的厕纸”
明朝人一时间都以为自己听错了。
孙一之所以决定把修建公共厕所作为一个大战略目标提出来，有他的考虑：
首先，公共厕所决定了政权轮替。
比如，
史学家们公认完颜氏的金朝是亡于瘟疫；
部分学者认为元朝也是因为瘟疫才匆匆地逃离元大都，让朱元璋捡了便宜；
而老朱家大明朝的覆灭，和崇祯十七年那场京师大瘟疫同样脱不了干系。
三个朝代的首都在同一个城市，而这个城市有一个特点——没有公共厕所。
据文献记载，直到1911年，诺大的北京城区只有官建公厕3座、私建公厕5座。
甚至在明清两代，这个城市中连居民家中的私厕也被马桶代替了。
明末《五杂俎》记载：”大江以北人家，家中大多不设偃厕，而以’净器之便’为主；至于京师，（马桶粪便）则停沟中，俟春而后发之，暴日中其秽气不可近，人暴触之辄病。”
所以当这个城市的人口的数量膨胀到马桶来不及被清理只能倒在阴沟里时，就必然地导致大瘟疫引发朝代更替。
其次，公共厕所决定了人的做人资格。
由于北京城没有公共厕所，有文献记载在清朝北京人变成了这个样子：
“京师人稠地窄，小户人家大多数，只有女中厕，而无男中厕，故男子皆在门外便尿。倘在左近有空阔地方，北京呼曰大院，则必为公共之厕所，否则皆在胡同中之弯转或宽阔处。各胡同口，尤为群居便溺之所，恒蹲两排，过往行人亦习见不怪。遇相熟之人，且彼此招呼。”
“天旱道干，行人尚可在中间过往，遇落雨则必走旁边，行人之腿往往摩擦便者之脸，便者亦恒尿湿行人之鞋，实怪现象也。乡下新来之人，以羞耻关系，往往不能在胡同中出恭，盖无此习惯也。久居北京者，必群笑其怯，真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
“前门外大栅栏同仁堂门口，因其门面靠里，地面稍宽，故每日闭门之后，必有几百人前去出恭，次早现扫除之，铺中人认此为该堂之风水，不肯禁止”。
1900年夏，八国联军攻入京城，
“近来各界洋人，不许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泼倒净桶。大街以南美界内，各巷口皆设公厕，任人方便，并设立除粪公司，挨户捐钱，专司其事。德界无人倡办，家家颇甚受难。男人出恭，或借空房，或在数里之外，或半夜乘隙方便，赶紧扫除干净。女眷脏秽多在房中存积，无可如何，真所谓谚语’活人被溺蹩死’也。”
“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近日受此凌辱者，不可计数。”
孙一以前每每读到晚清时“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故事都义愤填膺。现在想想，如果自己家来个亲戚，却象狗一样在家里随地大小便不以为耻，自己也会毫不客气地把他象撵狗一样轰出去！“华人与狗“，不是洋人刻意侮辱国人，是国人已然沦丧为狗，而这都是因为缺失了公共厕所所致。
再次，大粪是宝贵的资源。
按照后世中国的统计数据，化肥和粮产量的投入产出重量比初始值是1:15。
就是说，在贫瘠的田地里施用化肥，每投入一斤化肥，可以增产十五斤粮食。随着化肥投入量的增加，这个比例会减少。
孙一现在没办法搞到化肥，只能依赖于农家肥，最好的农家肥就是大粪。修建公共厕所，可以高效地集中大粪资源。
通过成规模地沤肥，孙一还可以控制大粪转换成肥料的过程中的卫生问题。
大粪中普遍含有虫卵和病菌，但是古人没有这个观念，南方甚至将新鲜的大粪直接倒入水田，导致血吸虫病泛滥。
后世的经验是在将人畜粪转化为肥料时，采用堆肥的方式，利用自然产生的热量把堆内温度升高并保持一段时间来杀毒。
最后，孙一希望高品质的公厕，可以改变明朝人的卫生习惯和观念。
古代人恶劣的卫生习惯，除了如厕还有不洗手、不刷牙、不洗澡……等等。这些都是导致疾病的因素，甚至影响一群人的自信。
但是改变一个人的观念习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所以孙一决定从见效最快的如厕问题入手。
比如由于城镇中没有公共厕所，所以明朝人出门在外如果有了需求就只能就地解决了事，就此还演化出一系列说辞把这种行为“合法化”，比如“送黄金”。
铁木营的情况更恶劣，百姓的家就一间窝棚，无论男女、无论何时，如厕都只能出门找个地方解决。营中自发形成的五谷轮回之所气味弥漫，大家都是匆匆解决，女眷就更是窘迫。
创造一个干净的如厕环境，有免费的厕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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