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犹豫了一下,说道:“怕是现在连野狗都没有了,我答应人家带点吃食,若是她死了,我心里难熬。”
“明天再说吧,那么晚你上哪去找?”父亲说道,有些不高兴。
母亲犹豫,应诺一声便躺炕上,门外的寒风呼呼,响彻着三里屯的夜空,像是敲醒某种隐藏在yù_wàng中迫切而响的锣。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窗外的雪已经停了,屋里很暖和,炉子上还热着汤。
父亲由于是在日本宪兵队干活,早上还要先去建筑队点个卯,所以走得特别早,不然要是哪天突然失踪,想要找日本人理论都没个依据,那时候的人命不比狗命金贵,各个城区每天都会有人因为不知名的原因失踪。。
母亲为了不让父亲迟到,又怕父亲去早了白天犯困,所以她每天早晨都要早醒一两个小时,洗菜淘米,烧汤,倒夜壶。时间久了她就形成了固定的生物钟,不论寒暑,大概每天五点钟左右都会醒来,这个习惯直到后来我上了学依然保持着。
母亲见我醒来,帮我穿好衣服,带我到门口用冒着热气的井水洗漱,之后我匆匆忙忙扒完饭,趁母亲收拾碗筷的空档跑到三里屯后面的大石桥。
桥下除了些火堆已经没有人在,但是我回来的时候却看到了昨天晚上趴在疯女人肚皮上的赵壮。
当时赵壮正和一名屯子里的少年小声说话,样子猥琐极了,他手里拿着香烟,见我从屯子后的大石桥走来,就把烟头丢向我,说道:“脏丫头,你过来,老子有话问你。”
我抓起地上的一把雪就砸向赵壮,口中骂道:“你大坏蛋!”
骂完之后我撒腿就向屯子里跑,赵壮嘿了一声,拔腿就追,追了几步见我跑远就停下来愤愤然地骂了两句,说以后让我好看。
我回到家后,询问母亲那疯女人的下落,母亲没搭理我,站在门口正出神,她不停地搓着已经冻皴了的手。
我以为母亲是生了我的气,便老实地坐在堂屋里不敢再乱跑,母亲就一直挨在门边出神,期间时不时地走动,像是有极大的心事。
我从来没见过母亲这般模样,就觉得也许是家里要发生大事了。
临近晌午,门外突然传来叫唤母亲的声音:“秀梅,秀梅在没在家,有人打电话找你!”
母亲听到声音,连忙向门外走去,喊她的人是屯子里的刘兰英,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按辈分管她叫大娘。之前我说过,三里屯还未通电,但刘兰英家不同,她男人叫赵富贵,是三里屯的地主。
赵富贵虽然是地主,但为人并不嚣张跋扈,之前北平闹过一次土地革命,各地提出了打倒地主的口号,当时浅塘镇的几个地主家里都被村民包围了,包括赵富贵家,三里屯和其他村子种赵富贵家田的村户都扛着铁锨锄头要讨伐地主,那时候的赵富贵还年轻,不知该如何应对乱局,扛着家里的猎枪就要跟人拼命。
赵富贵的爹赵福喜是当家人,他和其他几名地主买通了警署,警署出面干涉,最后商议决定开仓放粮以平民愤。
这件事情虽然最后不了了之,但是赵福喜是个聪明人,他看出来时局动乱,眼下内忧外患,不管哪一方赢了最后土地都是要改革的,便百般叮嘱赵富贵为人谦逊,将手里的农田逐渐卖出去不少。
赵富贵不像其它镇上的地主那么家大业大,但是家境倒是挺富足,起码在我们三里屯是第一大户,他娶了刘兰英之后生了个儿子叫赵大海,开了家商店卖些油盐味精也算是造福一方,省了屯子里的人再跑一趟镇上。那时候一些富裕的镇子都有了可以异地通话的洋玩意儿,电话机,赵富贵便花钱买了一台电话机。
虽然三里屯以及附近的几个村子电话机只有那么一台,但是打电话的人并不是很多,屯子里有人到外地闯荡的,到了大年才舍得打一个电话回家,电话费很贵,不是一般人承受得起的,平常时候只能写信。
母亲的娘家是在镇上,自从嫁到三里屯就很少回家,她也没有什么朋友,我本以为是娘家的人有紧急事找她,可母亲接完电话后,并没有急着去镇上,而是先回了趟家。
她认认真真地将自己的头发打理了一番,还将压在衣柜底下的锦蓝色棉袄拿了出来,母亲出嫁时候娘家人送的嫁妆里除了一床喜被,就是这件棉袄,鹅绒的。
“妈,你是要到镇上吗,我跟你一起去。”我说道。
母亲闻言,这才注意到站在她身后许久的我,她说道:“江绒,你乖乖在家哪里也不要去,妈妈到镇上很快就回来。”
母亲说完起身就走,走的时候还特意将大门锁上,怕我偷偷跑出去。
从三里屯到镇上十多里路,大概一小时的脚程,母亲匆匆忙忙向镇上赶去,我看到她的眼神中,隐隐露出某种兴奋的期待。
我本以为母亲下午就会回来,可到了傍晚也没看见她的身影,直到天色近晚,再到父亲从日本宪兵队的工地回家,一直都不见她回来。
父亲也以为母亲是回娘家,临近年关回娘家是理所当然,可眼下兵荒马乱的,到处还都是外乡逃荒的人,其中不乏一些心存歹心的流浪汉,父亲越发着急,把我拉到身边一五一十地问起了白天发生的事情,紧接着就夺门而去。
父亲小跑着到了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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