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塞北，仍然春寒料峭、冷风刺骨，但是山丘间的河流已经解冻，骑马行在离河不远的枯草地上，能够隐约听见哗啦啦的水声。
辽东镇监军御史陈仁锡，带着锦州副总兵何可纲推荐给他的广宁游击曹文诏，及其所部六百骑兵，还有自己新近招入麾下的两位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一行六七百人，皆骑快马往西南而行。
远处传来水声的河流，就是一路逶迤东去，最终流入渤海的大凌河。
陈仁锡监军辽东镇以来，两上密折请旨，皆得皇帝恩准。先是将辽东镇监军太监、坐营中官纪用等一十八人人抓捕下狱，然后密折请旨全部抄家斩首，单只这一手就镇住了整个辽东镇。监军太监纪用在满桂、袁崇焕取得宁远大捷的时候，也曾坚守在宁远城，按理说不无微功，但如今惩办阉党余孽是朝廷上下的共识，而且纪用等太监在赶走袁崇焕一事上，也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所以在辽东军中非常不得军心。
陈仁锡作为新的监军御史，要想迅速获得军心，并立下威信，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请旨除掉纪用等监军太监了。若是放在过去，可能操作起来会很麻烦，而搁现在，只需人不知鬼不觉地给皇上上一道密折请旨，然后拿到密旨之后，奉旨而行即可。
除了随身带来的锦衣卫人员，陈仁锡没有私人，完全是当枪匹马入宁远，然后不出半个月，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除掉了宁远城乃至辽东镇最有权势的监军中官，不仅在军中树立了威信，而且在锦州、宁远两地的民间也被传的神乎其神，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来投，而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就是其中的两位非常杰出干才。
历史上，王振远和陈国威这两位武进士，是在崇祯二年的三月里，投奔陈仁锡的，当时的陈仁锡奉命巡按辽东各边，因为陈仁锡是天启年间的探花，王振远、陈国威等宁远名士，纷纷慕名前来拜访。其中王振远、陈国威接着拜访的机会，跟陈仁锡报告了东蒙古喀喇沁部已经投靠后金的消息。
喀喇沁部就在宁远城西北的边墙之外，一旦喀喇沁投靠后金，不仅会对宁远的左翼构成威胁，而且最重要的是，会直接对大明的京师防御圈构成威胁。
因为喀喇沁部就位于蓟州镇和宣府镇的正北方，后金军队若是喀喇沁部的地盘上直接通过，就能绕开锦州、宁远、山海关这些重兵布防的坚城，若是后金联合东蒙古诸部，特别是喀喇沁，破边而入、直攻京师，后果不堪设想。
王振远、陈国威两人，将这个情况告诉了陈仁锡，同时还建议陈仁锡先下手为强，趁锦州前线稳固之际，出兵喀喇沁，灭了投靠后金的喀喇沁台吉布尔哈图，然后换一个亲明的部落首领。
认真分析利害之后，陈仁锡对二人的想法非常认同，然后迅速报告给了当时的蓟辽督师袁崇焕。可惜的是，陈仁锡等人的建议，并没有得到袁崇焕的重视。而陈仁锡一介文官，手中无兵，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袁崇焕对辽西外围的东蒙古诸部不可谓不重视，每年都要给予钱粮赏赐，即便明知奈曼、敖汉、扎鲁特等已经与后金勾勾搭搭了，也依旧不愿放弃联合东蒙诸部共抗后金的努力。
结果，崇祯二年的十月，黄台吉带领后金军队，到纳里特河河畔，也就是现在的西辽河上游，与东蒙诸部成功会盟，喀喇沁部台吉布尔哈图在这次会盟以后，彻底投靠了后金。
早在天启七年初的时候，东蒙古诸部之中的巴林、扎鲁特、敖汉、奈曼等部，在科尔沁部的引荐下，就已经接受了后金汗黄台吉的封赏和拉拢，暗中投靠了后金。
可以说在大明与满清的历史上，天启七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这一年的正月，黄台吉继承了努尔哈赤的后金汗位，随即东征朝鲜，从一月打到三月，不仅征服了朝鲜，而且抢掠到了大量的金银粮草物资。三月从朝鲜撤军之后，黄台吉又挥师西进，攻打锦州和宁远，从四月打到六月，这一次当然是一脚踢在了钢板上，遭受了巨大损失，败回沈阳。
然而刚刚取得了宁锦大捷的袁崇焕，却在lùn_gōng行赏的过程中，不满魏忠贤一党的打压，愤而辞官而去。就这样，在袁崇焕的意气用事之下，大明又失去了一个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的机会。
而到了八月，天启皇帝终于病逝，北京城的大明朝廷，从此陷入动荡不安之中，辽东发生的事情再也没有人过问或者关心。
然而黄台吉回到沈阳的却没闲着，由于担心在宁锦的失败可能导致自己的汗位不稳，急需另一场胜仗的，把目光投向了东蒙古诸部的共主林丹汗身上。
林丹汗是插汉部的首领。所谓的插汉部，就是察哈尔部，这是当年北元的正统嫡脉，属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血统最纯正的嫡系后代。正因为如此，林丹汗向来以全蒙古人的大汗自居，非常桀骜不驯。因为非要与大明的皇帝平起平坐，所以大明也不待见他，而刚即位的时候，林丹汗就给黄台吉写了一封充满挑衅意味的贺书，抬头就是“统兵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青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大金主安宁无恙”，称自己为“统兵四十万众的蒙古国主”，而称呼为“水滨三万人大金主”，内容则是不许后金往西发展，勾搭东蒙诸部，否则就要联合明朝一起灭了后金。
林丹汗的自大不仅得罪了大明，得罪了后金，而且也得罪了东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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