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管编纂《四库全书》背后带来的伤害，在那个时代，由于是皇帝的圣旨，人们到处寻书的热情十分高涨，掀起了不小的图书热潮，找到书甭管认不认识字，总要装模作样的阅读一番吧？
导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的阅读量呈现爆发式增长。
而为了编篡《四库全书》，大批的学者从外地赶到京城，他们几乎都是汉族人，就住在城外距离官府较近的北部地区，他们自。
因这次图书热潮，很多摆地摊的书商大赚了一笔，发了财，露天摊位的商人，自然忍受不了风吹雨淋，慢慢开始拥有了店铺，于是，琉璃厂一带变成了书店街。
乾隆皇帝亲自主导的《四库全书》，收纳图书有三千四百五十八种，约八万卷，这些书籍均由毛笔抄写而成，最后编篡制作成七部《四库全书》。
这七部《四库全书》有五十余万卷，由汇集于京城的学者亲手抄写，那么当然少不了大量笔、墨、纸、砚的消耗，而采购这些的商人自然大受恩惠，于是他们在琉璃厂也有了店铺，不言而喻，在向朝廷供货的同时，也会满足学者私人的需求。
在抄写《四库全书》之前，自然要有校对的工作，内府的藏书由翰林院提供，学者们在那里工作，但工作时间大概是从早晨到正午，下午就返回驻地。
虽说是回到住处，但工作不能停，四库馆的学者们从官府回到住处之后，经常去的地方便是琉璃厂，因为这份工作，必须尽可能地查阅各类书籍不同版本的差异之处。
在当时，纵观整个大清朝，还是江南地区的藏书最为丰富，而自古以来江南都是豪商富贾最多的地方，他们又岂会错过这个赚钱的商机？送书到京城可是一本万利的。
然而，在当时琉璃厂的书商中，却以江南西道的人，特别是其中的金溪人居多。
原因也很好理解，可能早期有那个地方出身的书商，生意成功后将家人、亲戚、同乡叫来打工，久而久之，这些人不断各自独立，形成了一种非江南西道的人就难成为书商的态势。
归根结底，书商虽是商人，但做的是文化产业，因而不乏对文化有深刻理解的店主，再结合自己做生意的经验，很快，在书店成立之后没多久，就有人开始涉猎出版业，不过和现在的出版印刷业不同，那时都是雕版印刷，是非常耗时费力的一项工作，很多时候，印刷书籍只能不计盈亏。
印刷新书亏得更多，他们能做的就是复刻那些孤本，避免珍品失传、遗失，说起来，这也算是琉璃厂那些书商的功德，比如琉璃厂的延庆堂刘氏，曾一次性买断《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栋亭的藏书。
当然，商人总要赚钱，不管多少，还是有很多涉猎出版行业的书商，从中获利的。
不过到了现代的琉璃厂，已完全没有了书店街的性质。
除了那门前被出租车当作等候乘客场所的华夏书店，已经很难在琉璃厂见到书店模样的店铺了。
这跟书店和出版的形态发生改变有关。
像新华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还有美术出版社、文物出版社这类现代化的出版社一个接一个地不断涌现，可以说，琉璃厂的手工制作出版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对了，王冶秋氏曾经写过一本《琉璃厂史话》，其中有提到，解放以后，由国家出面开始收集、整理失散的古书时，琉璃厂的书商们再次运用祖辈传下来的经验，为国家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珍贵的古书，与其由私人珍藏，不如存放在图书馆服务于更多有需求的人。
那个年代，能够跟着国家吃饭，绝对比经营着半死不活的书店有前途，于是很多在琉璃厂从事有关书店工作的人，便趁机变卖了店铺，转为协助大学或图书馆收集或寻找古书。
有了这段历史，才有了现今的琉璃厂完全是字画、古董、篆刻、文房用品的天下。
比如松竹斋或清秘阁等店铺，在清朝末期是很有名望的，这些店铺一般也做文房用品的生意，而且都是用料珍贵的高档品——詹大有或胡开文的墨、贺青莲或李玉田的毛笔、陈寅生的铜刻、周全盛的折扇，无一不是名家之作，换句话说，没名没号的东西也如不了这些商人的法眼！
当然，能够在这里消费的也不是一般人，看过鲁迅日记的都知道，鲁迅似乎每年都会到琉璃厂购买文物或碑帖。
不过，琉璃厂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当年也有过极速衰落的时段，那是因为清朝废除科举制度，没了读书人的支持，琉璃厂的生意流失了90，但即便如此还是勉强生存下来。
再就是清朝末期，琉璃厂也曾有难以启齿的污点，很多商人忘记了本分，甘愿充当珍贵文物流失海外的渠道，导致国家遭受了大量的损失。
但真要论起对错，后人恐怕没资格评判，谁又能想到在那个法制不健全，人们只为了挣一口饭吃的年代，那些人究竟经历了什么呢？
动荡、惶恐充斥着当时的整个社会，有些人也是走投无路，有些人那真的是只为了钱干出这些营生。
不管如何，那些事都成了历史，知道的意义远胜过评论对错！
其实早在解放前的那段时间，古玩行业就已经在琉璃厂成为主流，远远超过了书店行业，不过因为战乱，有一部分古董商人带着他们的宝贝商品逃亡至香江。
但活下来的，基本上都成了今天琉璃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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