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道士塔
李修文打算写的文章就是他曾经看过的由余秋雨所写的那篇《道士塔》，那是前世时所看的一篇散文。
当看到严林将一本史记放在讲台上让参赛者开始写时，李修文心中第一时间浮现的便是余秋雨的这篇《道士塔》。
在余秋雨的《道士塔》中，他以对莫高窟中文物的丢失深感痛心，从中深省酿成那场不堪回首的民族文化悲剧的社会根源，这一思路行文的。
他的立意很好，不过却在字里行间却有失公允。
比如余秋雨将莫高窟敦煌文书的破坏简简单单的归咎于一个普普通通的道士身上，这绝对不是一个严谨的作家所应该做的。散文不是小说，散文主要是抒情写实，抒情，是抒发的作者的感情，一个作者并不应该把道听途说和自己的主观想像强加到自己所要描写的实在对象上去，这样会带给读者强烈的认知错误。
中国自隋唐之后就有了“书厄论”的论述，几乎所有的文史专家们都认为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战乱会对国家文物典籍的造成空前大的破坏，历朝历代的文物典籍的破坏的真正罪魁祸首，是战乱和军阀们，与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
可是余秋雨的《道士塔》却开了一个先例，将历史文化破坏的罪责归咎于像王道士这样的老农民身上的新的“文化厄运论”。
至于余秋雨在《道士塔》里的价值观，李修文他是不会去照抄的。
怎么能把心中的抑郁和愤世嫉俗来针砭中国老农民的愚昧和无知呢？尤其是这个农民还并不是如他所写的那样没有良知没有责任！
因此李修文在打算动笔写《道士塔》时，并不打算简简单单的将余秋雨的那篇《道士塔》抄袭过来。
当然以上说了那么多其实不过都是借口，事实上是这篇散文不大符合自己现在初三学生的这一身份，有点脱离实际，比如《道士塔》的后半部分提到作者参加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段话李修文要是一字不改的就这么写出来的话，那场景太美不敢看。
李修文思考了一会儿，在脑海中构思着接下来要写的文章，将《道士塔》中一些不合时宜的片段删掉，再用自己的文字修改重构。
待到脑海中构思完毕，心中有数，李修文便开始动笔了，于是稿纸上就开始出现了一笔一划，那优美而又积蓄着戈文抑郁之气的文字就慢慢的流淌了出来——
一
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若移步读去，就会发现，它的主人，就是那个王圆箓！
历史已有记载，就是他发现了那个藏有7个世纪里5万多件文书、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的藏经洞；也就是他多次的上报朝廷无果后，独自一人默默的守护着这些文物；同样也是他将这些文物卖给了斯坦因等来自西方的冒险家。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是那个时代随处可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周折，来到了莫高窟，此时他已近不惑之年。于是四处漂泊的道士就在这里停下了脚步，在这个神圣的无人看护的宝窟里安下了家，自觉的当起了这里的守护神，保护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
由一个地地道道的道士来保护佛教圣地，这是怎样的阴差阳和错造化弄人。
他发现了藏兵洞，他屡次向那个昏庸的朝廷上报他的发现，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
再然后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我们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渺小了，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个已经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的人来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于心不忍心中无聊。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被推上舞台的小角色。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文化散文或者说历史散文显然不是个轻松的话题，不是人们在紧张奔忙一天之后，慵懒地坐在椅子上沙发上，在电视剧插播广告的空档里，随手一翻，随时丢开的东西。毕竟，它是有所承载、有些沉重的，它是一种以艺术形式进行的文化反省！
李修文也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在抄，对《道士塔》这篇文章，有取有舍，也有自己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李修文的思绪随着他自己的笔尖沉浸到了那种沉重的历史氛围里去了，他仿佛化作一个局外人，跳脱了历史长河，以一种局外人的视角，用理性而又感性的笔触书写那段历史。
——
那个英国来的斯坦因以利诱惑王道士：“王道士你不是发了宏愿要清扫洞窟，修建木楼、架设木桥吗？我可以用银锭来买一些古经，这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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