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这边有一个同学在举手发问，请说。”
“尊敬的陈先生，我想说的是我们中华文明在唐宋的时候，是比西方世界先进多了，你赞同这一说法吗？”这位明显是一位“爱国者”。
“好，你这个提问非常好。的确，我国的唐宋时期，比起欧洲国家先进繁荣多了。在过去4000的历史里，有二千多年西方文明的发展水平比中国高，而中国仅有一千多年发展水平比西方文明高，中国比西方文明高的年代主要是在欧洲历史上的两个黑暗时期：一个是公元前12世纪至8世纪；另外一个时期是公元5世纪至10世纪，这二个时期都是蛮族入侵，导致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出现大倒退。这正如当年五胡乱华的时候，中华文明出现的大倒退。”
“好，这位同学请发言。”陈承宇指着一个高高把手举起的男生说。
“尊敬的陈先生，我是杜克大学一年级的新生，我想问一个很多同学都关心的问题，为什么我国要开放，让外国人来赚我国的钱？”
“这位同学请坐下，这个问题问好得好。一个国家不开放，闭关锁国就象一潭死水，开放之后，这潭死水有的水流到外面去了，但是也有的水，是会流进来的。不开放，我们不知道西洋诸国的实力，科技成就，比我们高多了，我国拿得出手的科学技术太少了，琅琅上口的只有四大发明。”
“四大发明也落后了，例如火药，威力更大，爆炸力更强的火药已经被生活出来，你们有见过用黑＊火药炸石开山的吗？印刷术是我国明朝发明的，但却繁荣发展于外国的铅字印刷；造纸是我国发明，但现在用量最大的书写纸张、生活用纸，却不是我国所产；指南针是我国发明，我国用于看风水，寻龙点穴，外国用于航海，几百年间的地理大发现，跟我们一点也没有关系。四大发明我们只剩下一个荣誉。”
“好，这位同学请发言。”陈承宇指着一个把手举起的男生说。
“尊敬的陈先生，我是大学一年级新生王永兴，我想知道，如你刚才所说的，外国人拿我们的四大发明去赚钱，但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们要做君子，我们只做大义之人，而不是做铢锱必较的小人、商人。”
“好，这位同学请坐下，如你所说，我就是个铢锱必较的小人、商人。”台下哗然。
“因为我注重经济，也就是刚才这位同学所说的‘喻于利’，我用我自己的亲身做事例，说说‘喻于利’的好处，没有经济利益，我的杜克实验室一二万员工吃什么？薪水都没有，谁来给你做研究工作？没有人来工作，我的柴油机、轮船、炼油厂、蒸汽轮机、电焊条、电焊机、自行车等等，怎么发明得出来？”
“科学技术不是凭空想象得来的，是靠钱堆出来的，是靠实验试出来的，单单是实验所耗费的钱财，就不是一个地方政府所能承担得起来。有空你去看看钦北区，道路是洋灰铺成，晚上有电灯照明，家家户户有电灯，不‘喻于利’，这些从哪里得来？”
“当然，我们在‘喻于利’的同时，也要‘喻于义’，钱财是物质生活，我们的精神生活也要跟上去，什么叫精神，简单的说，就是人道高于钱财，人的生命、名誉、道义高于钱财，在钱财和道义之间，我们第一考虑道义。”
……
“总结一下，中华文明属于农业文明中的一员，美国是工业文明，我们要保持日出耕作，日落而息的耕种为主的农业文明，就学习印第安人，拒绝学习工业文明为主体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有了先例，印第安人的冷兵器大刀长矛，挡不住西洋人的洋枪大炮，一句话，落后是要挨打的。美国虽然是年轻的国家，但是工业发达，科技走在前列，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好，这节课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一课时再见。”
陈承宇不知道，他的行踪落入记者的眼中，这次讲课的全部内容，被记者一字不漏的发到报纸上，一时间舆论大哗，要知道在清廷各阶层的心目中，中国就是天朝，是上邦，现在有个人站出来，大声说中国在四大文明古国中是最为年轻的一个，而且还是排在最末一名，这叫我天朝上邦国民情何以堪？多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驳斥陈承宇的所谓“谬论”。
陈承宇面对着乱七八糟、毫无证据、根据的反驳，连回话的兴趣都没有，早就料到有这样的反应。面对着外国殖民者的入侵，这些所谓的“爱国者”不从根本上想办法，而是热衷于“自我麻醉”，沉溺于老大帝国的余晖中。
后面的演讲，陈承宇，不再说有关政治的话题，着重于科学技术、工业经济、民生建设、社会福利等方面。
在这些演讲中，陈承宇用钦北区的经济、民生建设等实例证明自己所说的经济、民生等观点。说得比较柔和，没有用激进的话语，仅仅是把这些归结于：给大众一口饭吃的愿望。
后面的演讲，没有再引进大面积的批评，陈承宇的特色经济发展论却频频见于报端。开始的时候，一些报社刻意鸡蛋里挑石头，硬是用无中生有的方法歪曲事实，在洋洋洒洒的评论文章中，透露出这样的一个中心思想：中国只适合搞小农经济，不适合搞工业化国家。
报纸上支持与不支持陈承宇的经济观点分成两大派，互相论战，陈承宇没有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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