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花缘》继承了《山海经》中的《海外西经》、《大荒西经》的一些材料，经过作者的再创造，凭借他丰富的想象、幽默的笔调，运用夸张、隐喻、反衬等手法，创造出了结构独特、思想新颖的长篇小说。书中写了君子国、女儿国、无肠国、犬封国、聂耳国、玄股国等等这些国家，或是以人们形体的奇异，或是以人们生活方式的奇异，或是以人们特有的才学技能，或是以地方风土的特点，或是以地方特有的古迹文物，从各方面表现出作者极力扩张古人的幻想，要向中国之外发现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人们的愿望。在《镜花缘》文本的表层展示的是虚幻浪漫静谧的万般世相，而其深处却一度奔突、冲撞着由生命的热爱、执着与死亡的敬畏、疑惑的巨大张力支撑起的深沉悲痛的宇宙意识，这种对人类生存根本性问题的追问才是小说最具魅力的部分。
通过对于《镜花缘》中几十个国家的叙述，包括了正面的议论和侧面的讽刺，不难看出，它所主张的和反对的，主要有这样一些：第一，它主张男女平等。它要求女子也应自幼读书，和男子同样参加考试。它反对男子对女子的压迫，尤其是对于缠足、穿耳这些摧残人类肢体的行为，表示愤怒的抗议。胡适称颂说：“这种制度便是李汝珍对于妇女问题的总解决。”[2]
《镜花缘》第十一、十二回中“君子国”的一大段，这些段落中提出了十二个社会问题。其中第十条“妇女缠足”和十一条“用算命为合婚”：
吾闻尊处向有妇女缠足之说。始缠之时，其女百般痛苦，抚足哀号，甚至皮腐肉败，鲜血淋漓。当此之际，夜不能寐，食不下咽；种种疾病，由此而生。小子以为此女或有不肖，其母不忍置之于死，故以此法治之。谁知系为美观而设！若不如此，即为不美！试问鼻大者削之使小，额高者削之使平，人必谓为残废之人。何以两足残缺，步履艰难，却又为美，即如西子、王嫱皆绝世佳人，彼时又何尝将其两足削去一半？况细推其由，与造淫具何异？此圣人之所必诛，贤者之所不取。
书中的女儿国，想象有那么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不论是处理政治事务以及从事生产劳动，女子的智慧才能都无异于男子。并且用“易地而处”的方法来对照，说明作者所生活的当时中国社会上“男尊女卑”的许多制度的不合理。
作者又刻画了许多“才女”，集中写知识女性的才艺生活，虽然书中有关“才艺”的描写固然有过多过滥之嫌，但细心分辨，完全可以看出其结合人物的塑造，于经史子集、医卜星算、琴棋书画等等“古典才艺”的描述，既秩序井然，又倏然变化，大体可视为作品的有机成分。
第二，它反对某一些迷信制度，类如因为选择风水而置父母之柩多年不能入土，将子女送入空门，让三姑六婆出入家宅，以及风鉴卜筮，讲属相，算命合婚等等。
第三，对文化方面，它反对八股文，瞧不起科举中人，同情终身潦倒的秀才。它主张人人要读书明理，博古通今。它希望有“或以通经，或以明史，或以词赋，或以诗文，或以策论，或以书启，或以乐律，或以音韵，或以刑法，或以历算，或以书画，或以医卜”这样的分科考试。作者以君子国来表现他的社会理想。君子国是个“好让不争“的“礼乐之邦“。城门上写着“惟善为宝“四个大字。“国主向有严谕，臣民如将珠宝进献，除将本物烧毁，并问典刑“。这这里的人民互谦互让。
小说以此来否定专横跋扈、贪赃枉法的封建官场和尔虞我诈、苞苴盛行的现实社会，并且以辛辣而幽默的文笔，嘲讽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冒牌儒生。在“白民国“装腔作势的学究先生，居然将《孟子》上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读作“切吾切，以反人之切“。这样的不学无术之辈，又是视“一钱如命“，尽想占便宜的唯利是图者流。“淑士国“到处竖着“贤良方正“、“德行耆儒“、“聪明正直“等金匾，各色人等的衣着都是儒巾素服。他们举止斯文，满口“之乎者也“，然而却斤斤计较，十分吝啬，酒足饭饱后连吃剩下的几个盐豆都揣到怀里，即使一根用过的秃牙杖也要放到袖子里。作品以内外对照的手法揭露这些假斯文的酸腐气，淋漓尽致地讽刺了儒林的丑态。
第四，对生活方面，它主张朴素节约，反对铺张。反对日常饮食考究，弄得好吃懒做。反对盛宴待客。反对子女初生时的三朝、满月、百日、周岁的张筵设戏。反对“嫁娶、葬殡、饮食、衣服，以及居家用度”的“失之过侈”。
第五，对社会风气方面，它要求真诚，反对假道学、伪君子。它赞美好让不争，谦恭有礼，遇善争先。它反对嫌贫爱富。它主张与人为善，允许人“改过自新”。它反对争讼。它要求把生死看得透彻，把名利心看淡。它极力嘲笑那些“明明晓得腹中一无所有，他偏装作充足样子”的没有学识的人。
第六，它反对过分严重的剥削行为，例如无肠国的富户那样把在腹中通过的食物，“好好收存，以备仆婢下顿之用”，而且还舍不得让仆婢尽量饱餐，要他们“三次四次”地“吃而再吃”。
总之，李汝珍理想中的社会，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镜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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