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多久，我爸工作调动到另一城区，我也随之转学到了另一个城区的中学。转入的这所中学当时是小城唯一的寄宿式全封闭管理的学校，其实这也是我父亲为了隔离我和我的伙伴们的方式。
阿苗曾经来找过我两三回，但都只能隔着校门的缝隙聊上几句。我记得他曾嘲笑我，问我这里是不是工读学校，跟坐牢差不多。阿苗还从门缝里给我塞过一包烟，牌子是良友，当时最好的进口香烟，好象是四元钱一包。
再后来，我和阿苗基本失去了联系。在其后的十多年间，曾道听途说过不同版本阿苗的消息，均不足为凭。
人的很多奇异的感知实在是无法解释，就在五年前那个露营的晚上，我突然想了阿苗，仅隔了一个多月，我竟然在苗疆的一个乡村奇迹般与他不期而遇。我俩居然做着同一行业，收购倒卖苗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古老银饰与绣片。
我俩细聊之下，不胜感慨。这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仍然一直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他仍然住在中学时住的那里，只是因为旧城改造从平房变成了楼房。我们甚至于都常去同一家酒吧喝酒，却从来没有碰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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