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九月下旬，沈哲子都在忙着给人送行。这世上未必有太多敏于事局的智者，但规避风险却是人之本能。不乏有自西方往东来者在都中大肆宣扬，历阳所部于横江之畔昼夜操练武事，这不免更加使都中人心惶惶。
且不说历阳的风评如何，战绩却是实打实的。早年平乱，连战告捷，王氏之军几乎被打得没有招架之力。这又非什么陈年旧事，尤其对于京畿民众而言，早年不乏人亲眼目睹朱雀大桁之外两军对阵，对于历阳所部之悍勇记忆犹新。
这些散播流言者不问可知必然与历阳方面脱不了关系，因而台中对此也是非常重视。宿卫禁军遍布于建康城内外，紧守水陆要道，但凡发现可疑人等或是散播此类撼动人心言论者，通通收押起来。
但这又有什么用，这些散播流言者可不是什么受过训练的军事间谍，仅仅只是一众流民而已。沈哲子曾经让家人抓来一个流言散播者稍加询问，不免啼笑皆非，历阳方面驱赶流民东来，但凡有散播此类言论者，便可得到几斗糙米作为口粮。
对于历阳方面的情况，沈哲子也不陌生。早年中书通过政治施压，逐步瓦解历阳方面的人心，做法不可谓不巧妙。时下的管理统治构架，无论层次大小，其内核都是大同小异。
下级的权力和力量来源，并非完全仰仗上级授予，其本身便掌握着近乎独立的部曲军队，并没有特别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因而上级对于下级的管辖力度并不大，忠心与否，完全要看个人的道德素养。
相对于朝廷尚有一个大义正统的存在，流民帅群体这种离心力则要更强烈得多。苏峻的部下与其说是部下，不如说是合作伙伴，一起抱团取暖，共同创业。当抱在一起非但不能保障他们的利益，获取安全感，反而有种浓烈的危机感，其内部崩溃是早晚的事情。
而历阳的反击同样称得上凌厉，其本身存在的基础就是骁勇善战，当这猛兽即将亮出獠牙时，对手无论如何都会有所忌惮。通过大量的流民去煽动京畿方面人心内的恐慌，一方面可以给中书施压，另一方面假使来日真要兵戎相见，阻力也会小上许多。
如今京畿中这种逃亡避灾的风潮仍在蔓延，早先尚是一家一户的逃离，但是随着局势越发凝重，眼下却已经是以宗族为单位开始迁徙。
沈哲子近来出城几次，眼见到早先人满为患的长干里等地渐渐变得人流稀疏，整个街市都弥漫着一股萧条感。原本欣欣向荣的繁华被拦腰斩断，如今市面上诸多货品价格逆潮流而疯涨的唯一商品就是粮食。以往斗米还在几十钱之间，如今却已经飙升到三百钱往上，而且还在持续上扬。
与城中萧条景象不同的是南下、东进的各个道路上人满为患，男女老幼漫步于荒野，向着他们自以为安全的地方行去。
沈哲子最新得来的数据，单单句容一县在这半个月之间，所接纳到的流民便有数万人次！这已经不是一个县能负荷得了的，县府对此束手无策，县中大族对这些流民更是充满了警惕，不时排遣家丁部曲将之驱赶，气氛陡然变得紧张，几乎将要酿成民变。
这样的形势下，沈哲子就算想要置身事外也不可能，只能授意钱凤等人组织县中大族，结合京口方向商盟的力量，将这些流民快速疏散开。若还任由他们滞留在京畿左近，一旦战事爆发被叛军所裹挟，今日之羔羊便是明日之豺狼。
这个时候再考虑什么得失利弊已经是在拿身家性命开玩笑了，所以这时候沈家所积蓄的人力物力，几乎已经是不计成本的在投入，务求将流民尽可能的分散开，安置在何方尚是次要问题，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他们聚集在一个地方。
所幸沈家从很早就开始准备应对这个局面，京口方面流民大量的南迁，几乎已经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工荒，对于流民的容纳量有所扩展。而在前往吴中的沿途，因为早年商品的周转，道路也早已经梳理畅通，可以将人快速的疏散开。
但是疏散流民，最主要的还不是这些，而是粮食的供给问题。如今吴中也在备战，粮食同样是极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即便是有大量储粮，沈哲子也无可能自掏腰包。这不是什么道德与否的问题，到现在已经上升到一个政治问题。若他真敢那么做，中书大概要怀疑沈家是不是要先于历阳而反。
但如果完全不供给粮食的话，这些流民为了活命，在迁徙的途中自然会形成许多抱团的武装力量掠食。一旦这种武装力量形成且渗透到吴中地区，那么同样也是一个祸患。
沈哲子如今能够想到的唯一方法就是以工代赈，沿途组织生产劳作。迁徙是一个流动的过程，自然不可能进行垦田种植这样周期过长的生产，所以主要还是砍伐、采集等等劳作。时下山林河沼大多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要进行这样的劳作，必然要与这些地方大族有充分的沟通。
以往单凭商盟的力量，未必能够说服这些大族。而那些一盘散沙、没有组织力的流民，更加不被盘踞地方的大族放在眼中。但当二者结合，便具有了极为强大的震慑力。
为了不至于过于触动中书之心，这一类事务沈哲子主要还是交待给庾条去做。有了商盟的财力和蝗虫过境一般的流民人力，沿途所过，没有扣不开的家门。哪怕在义兴境内与沈家东宗颇不对付的周氏各支，也都需要乖乖配合，放开各自封固的山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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