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元启其实可以募集更多的部下，将部曲如刘泽清一样扩充到十万人以上。
但那势必会减少对战马，兵器，铠甲，火炮的投入，在闵元启看来是得不偿失。
客兵这一年多在淮安是聚集了七八万人左右的兵力，但刘泽清的防御反而是收缩了，而且在清兵南下之初就毫不犹豫的直接投降了。
因为闵元启的发展已经令刘泽清如芒刺在背，其感觉到的威胁远远超过了高杰和刘良佐等部。
哪怕是高杰被刺杀后徐州镇一片混乱，闵元启也没有北上囊括高杰地盘的打算。
阿巴泰下山东时，闵元启完全可以北上击之，将阿巴泰部击败，但他也是在全盘考虑过后放弃此想。
其后高杰部投降，刘泽清部投降，刘良佐部投降。
现在在攻击江阴的就是刘良佐部，把江阴城屠城白地的并非清军，而是刘良佐部。
在七月到八月之间，迎风而降的刘良佐和刘泽清，还有左良玉的残部，以及黄得功的部下，高杰的残部。
还有南京城的那些大吏官员和勋贵武将们，这些人投降时并没有心理负担。
因为在所有人眼里和心里，大明都是已经死透了。
闵元启在那时候并没有选择出兵，他若是出兵，凭着精良的装备和严格的训练，还有在和刘泽清部的小规模战事中锻炼过的将士还是颇有信心挡住南下的多铎，哪怕是血战到底，他也有信心将其挡在江淮之间。
但那又如何？
南明小朝廷就不内斗了？
四镇就不跋扈了？
大明到崇祯中后期后，最大的问题不是缺粮缺饷或是打了什么败仗，而是民心不在明了。
大明的统治原本就建立在和士绅的合作基础上，大明以功名利禄吸引士绅阶层效力，待士绅阶层堕落腐朽之后，整个国家的活力和朝廷的统治力就出现了大麻烦和大问题。
待崇祯中期之后，朝廷屡次加饷，征收的粮饷和财赋收入却是一直在下降。
这个原因就很简单，并不是什么商税收不上来，也不是太监得力，文官不得力。
而是整个士绅阶层放弃，或是说抛弃了大明。
多铎南下之快速，之轻松，灭亡南明之快，实在是华夏史上的奇迹。
短短几个月时间，拥兵百万，拥有几乎整个南方地盘的南明土崩瓦解，连弘光皇帝和整个内阁都被一锅端了。
包括跑到杭州的贤王潞王，不仅其身边的大臣无意抵抗，潞王本人也完全失去了信心，宁愿投降后搏一条生路，也不愿做殊死的抵抗。
从亲藩到官绅，再到普通百姓，所有人都失去了信心，也没有了抵抗的意志。
这种东西，不是闵元启打一场胜仗能挽回的。
或者说，在闵元启真正感觉到有机会时，他就已经有类似的打算和想法了。
顺治元年到二年，这一年多的时间清军无往不利，不管是顺军还是明军都完全没有抵抗之力。
大量的顺军将领和明军将领都选择投降。
多铎至南京和杭州后，任命了三百多文武官员，多半都是明军降将和降官。
他们替新主子迅速安定地方，征剿不服，同时开始缴纳赋税。
四月二十五日，多铎率领清军攻占扬州，杀南明督师史可法，并制造“扬州十日”。随后多铎陈兵江北，于五月初九日占领镇江。
五月十六日进入南京。为抚辑明朝遗民，多铎以定国大将军豫王令旨遍谕各处，称清军平定东南，乃是"奉天伐罪，救民水火"，并张榜示谕臣民，严禁胡服辫发。
于扬州立史可法祠，表彰史可法的忠节；又拜谒明孝陵，对“明太子”礼遇甚恭。同时，多铎也告诫南明官民，若抗拒不降，扬州屠城便是前车之鉴。五月二十八日，多铎去南京报恩寺上香，引发万人空巷，甚至还有因围观他而被挤死的市民。
平定南京后，多铎遣贝勒尼堪、贝子屯济等率军追击弘光帝于太平，生擒弘光帝。六月初，多铎又遣贝勒博洛等趋杭州，败大学士马士英，降潞王朱常淓。
淮王朱常清亦自绍兴来降。至此，浙东、浙西全部为清军控制。江浙平定，多铎即承制改南京为江南省，并疏请授江宁、安庆巡抚以下官三百七十三人，建立了完善的官僚体系，并以南京为中心，各重镇要道派驻八旗重兵，雄视赣、闽、湘、粤、桂等省，随时准备继续南下，扫荡各地的抗清武装和明朝残余势力，并按清廷要求执行剃发令。
七月，清廷以多罗贝勒勒克德浑、固山额真叶臣等往江南代多铎。
十月，多铎率大军及弘光帝、伪太子等战俘凯旋京师，顺治帝亲迎于南苑，行郊劳礼，晋封多铎为和硕德豫亲王，并有丰厚赏赐
福建也是望风而降，湖广早期平定也相当顺利。
一切的变化并非是大家突然又对大明忠诚起来，也不是李自成或张献忠的突然死亡，说来也是吊诡，整个崇祯年间这两个流寇首领是怎么都打不死的小强，倒是到了清兵一入关，李自成就突然死在了九宫山，十几年间李自间经常遭遇险境，但都是安然无事，却是在九宫山被一群地方团练给夺了命，实在令人感觉诡异莫名。
而张献忠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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