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航的th306航班，是京城直飞巴黎的。丘好问坐在舒服的商务舱座位上，正翻看着一本杂志，《南方之窗》，听说是岭南系的一本很知名的杂志，以高端的财经为核心。光是看铜版纸的封面和内页，就显得那么高大上。否则也不会被推到飞机上来。
丘好问顺手翻了几页，发现作者五个有四个是“托马斯.索维尔”的信徒。他不由撇了撇嘴，芝加哥学派，他对罗纳德·科斯、加里·贝克尔这几位抱有崇敬之心。不过托马斯.索维尔嘛，怎么说呢，这一位写著作的本事比他做学问的本事要强。
又看到一篇文章，名字叫做《焦虑的1993年》，文章指出华夏1992年流通中的货币量比上年增加了36.4，1993年预计会增加超过30，两年的增长率均会高于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幅度之和。1985年，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为2543亿元，1990年增至4451亿元，今年预计超过一万亿。
作者指出，这些投资结构本身不够合理，主要的表现为：农业投入连年下降，工业的投入则猛增；高速增长的工业投入有与消费需求脱节之处，一些产品超过了市场需求，造成生产能力过剩，其中尤以耐用品为突出。其中，汽车的生产能力过剩量达3／4，冰箱达2／3，彩色电视达1／2，空调达1／2，洗衣机达1／3，棉毛纺达1／3。生产过剩的结果必然是商业库存迅速增加。1984年，我国的商业库存仅为2000亿元，1990年突破了6000亿元。
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亏损严重，到1992年末亏损面已超过20。由于企业亏损过多，财政收入减少，支出大增，导致赤字。全国财政赤字硬预算1988年为78.55亿元，1992年为207亿元，今年预计会超过300亿；软预算赤字1988年为349亿元，今年预计突破了1000亿元。由于财政赤字越来越严重，政府不是向银行大量透支，就是大量发行国债，无论怎样做，都会促成大量的货币发行，引发通货膨胀。
列举这些数据，作者开始分析起原因。作者认为，是各种因素加重了企业的成本负担，造成商品价格的上涨。换言之，这些年的通货膨胀是由于成本推动所导致的，即由农产品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以及工资成本提高等引起的商品价格提高在先，货币追逐商品在后。
作者还意犹未尽地提出了第二个原因，外资的大量流入和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外资的大量流入一方面通过外汇储备的增加直接推动通货膨胀，另一方面通过人民币国内配套间接增大通胀压力。
丘好问看到这里，忍不住锁紧了眉头。这篇文章有点虎头蛇尾的感觉，前面的数据十分详尽，逐步让读者有了一份期待，结果分析出这么个玩意。就好像给了你一张琳琅满目的菜单，让你应不暇接，还以为能吃到一份大餐，最后人家却给你端出来一盆屎。
根据丘好问这几个月在蒲林斯特大学经济系旁听来的课，知道实际上在总需求一定或货币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单一成本推动的价格上涨所引起的连锁反应，会经过一系列的比价调整而结束，一般不会引起整个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而全面的成本上升只有在总需求水平不断大于实际总供给能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
现在总需求水平高吗？才刚刚吃饱肚子的华夏普通大众，有个毛的消费能力。那些抢购，一脚盆的酱油，按吨算的盐，一桶桶的醋，都是百姓们知道物价要上涨后最朴素的货币保值理念-钱要不值钱了，赶紧花掉。那是真正的需求吗？
真要丘好问去分析，他肯定认为主要原因是货币过量。
由于华夏经济内部存在着自发的投资冲动倾向，价格水平不断地受到向上的压力，就会导致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在通胀过程中，成本上升和价格上涨一方面使企业收人和财政收入膨胀，而膨胀起来的收入又被通胀吞噬掉，使企业下一轮生产出现支付困难；另一方面，由于预期的作用，价格上升不仅不会降低需求，反而会刺激需求。二者结合在一起，就会使本期货币供给不足，这时如果增加货币供应，就会加剧通货膨胀。
再加上八十年代末的物价闯关失败的后遗症，以及计划经济转型的并发症等各种因素，才造成这种原因的。
这作者谁？丘好问翻到前面一看，哑然了。作者居然是瞿天逸!
这就有意思了。凭借丘好问对瞿天逸的了解，他小子也写不出这样的文章啊。听说他被开除公职后，南下岭南闯荡去了。看来还被他闯出一番天地来，居然人模人样地在《南方之窗》这样高大上的杂志上发表财经文章。
难道他跟杨劲夫一样，历经一番磨难，脱胎换骨了。杨劲夫变成了心怀家国的青年弄潮儿？他瞿天逸变成了洞悉国家经济的青年专家？
呵呵，我宁可相信狗能改了吃屎，猴能改了上树，也不信这两位会洗心革面。
既然如此，那就有意思了。
飞机在下午时分抵达巴黎，出了机场，出租车将丘好问拉到卢森堡区的西恩思图街的一处公寓前。
丘好问拎着行李敲响了门，过了一会，门被打开一道缝隙，随即门被打来，露出一张惊喜的脸，正是从青溪一中辞职的姜玉琴。丘好问上前一把抱住了她，吓得她发出一阵尖叫，随后露出甜甜的笑容。
把姜玉琴放下来后，丘好问毫不犹豫地吻上了姜玉琴的红润的嘴唇。到了伐国，自然要入乡随俗，老友见面肯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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