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骨打代表女真族投降,北方最大的势力被一扫而空,北方暂时出现一定程度上的权力真空,但大夏怎么可能会坐视这种情况不管。
关于怎么治理北方如此庞大的区域时候,朝廷大臣出现了很大的争论,因为在和谐地方大多是荒漠、草原、高原这些农耕文明并不适合生存的地方,这些地方是游牧民族天生喜欢的地方,但对于农耕文明来说历来敬而远之。
有些大臣认为还是扶植亲大夏的游牧民族,比如让阻卜部去镇守这些地方,而大夏只需要和阻卜部大好关系就可以了。
但有些大臣却提出论调,认为北方地区虽然不适合耕种,但真正强大的中原王朝,就没有真正放弃这些地方的,无论是强汉也罢,盛唐也好,只要有机会,肯定要费大力气去控制的,即便耗资甚多也是如此。
两种论调各有各的道理,相互说服不了,最后还是欧阳辩出来定调。
——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这块区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以治理了。
欧阳辩解释说,这些地方治理困难的地方在于过于广阔,而且不适合大量农耕人口的生存,造成这个困难的其实还是因为技术的不足。
地方辽阔,便会有天高皇帝远之虞,但现在交通有火车,只要在关键的区域修建铁路,形成铁路连接的城市群,比如以中京为起点,修建一条贯通南北的铁路,经过仪坤州、临潢府、秦州、长春州、越里吉、奥利米,那么这条线上的关键城市已经在掌控之中,哪个地方有入侵或者叛乱,军队便可以通过铁路迅速抵达平叛或者抵抗侵略,大量的军事物资也能够快速地抵达——这原本是最困难也是最耗费国力的东西。
而关于经济问题,这些地方中原王朝不好控制,就是因为只能单方面投入,稍微有些出产的特产也是无法运出来,但有了铁路就不一样了,就单说牲畜这一样,就可以创造大量的财富反哺这些地方。
大夏朝的人口现在有一亿多,随着经济的发展,对于肉类的需求会越来越旺盛,光是河套地区这些地方出产的牲畜,根本不够整个大夏人民消费的,这几年大夏境内的肉类价格已经明显上涨了,有通货膨胀的原因,但根本还在于肉类的供应不足。
所以,只要火车能够到达北方,就能够从北方运送大量的牲畜出来,这方面产生的价值虽然未必能够弥补在铁路方面的投入,但只要能够不足一半,就是值得的。
一方面北方能够长期产生效益,只要时间足够长,就能够弥补这方面的投入;
另一方面,在地缘价值上面,蒙古高原对于大夏朝的屏障作用是不可取代的,有了蒙古高原的屏障,大夏朝就有了广阔的战略迂回的余地。
设想一下,如果北方敌人抵达临潢府,那么随时能够进逼中京,越过长城,便是大夏朝的腹地,而有了蒙古高原这个天然屏障之后,北方的威胁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
一个稳定的北方,对于中原文明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有了这个屏障,中原王朝就能够将国力花在发展经济上,而不是穷兵黩武,将国力消耗在防御北方敌人上。
大宋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都说大宋的弱是因为得国不正,有些道理,但不是根源,根源在于大宋没有北方屏障,没有这个屏障,就始终没有办法真正安心发展。
宋朝如此富裕的情况下,但官府依然穷得叮当响,当然税收也收不太上来,但军费的支出太大了,西军和北军那么大的体量,每年要烧掉的军费,多的时候要占支出的八成。
八成!
记住这个数字。
后世的国家包括那几个最强横的国家,最多也不过是3.5,宋朝却足足八成,这是何等恐怖!
但这是不得不如此。
西夏穷横穷横的,辽国又大又横,宋朝自己就是个虚胖且自己自宫了一遍又一遍的胖子,自然得费大钱扎紧篱笆了。
大夏朝现在的国土面积是宋朝大了足足有三倍,但却只需要维持不到两百万的军队就可以了,当然啦,如果非要严格来算的话,察警系统的两百万人也得加进来才行。
但这也是因为大夏朝的治理重点与大宋的治理重点不同,大宋是维持统治,而大夏朝则是要创造利于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这里面的细化程度何止是十倍,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在这样的技术条件之下,治理北方未必就是一个空耗国力的事情,做得好了,不仅成本能够收回来,更是因为安全环境中产生十倍的效益而得益。
对于这些,欧阳辩信心十足,因为大夏朝有钱。
这几年经济的蓬勃发展,工业革命带来的效益初见端倪,其实刨除已经占了大头的商税,即便是农业税,也同样可观。
虽然说大夏严格执行了十五税一的农税,也将各类苛捐杂税都给免除了,但所收得之农税是之前的十倍不止。
这十倍的农税来源于哪里?
一是南方开发程度越来越高,荆湖两路、广南两路、已经被括交趾蒲甘等国,这是总量的增加带来的增收;
二是欧阳辩利用土改实现了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并且通过税收的创新,实现税收由朝廷直接对接,而不是中间诸多人上下其手。
这般一来,光是农税,就已经比大宋朝岁入最高的年景都要多,而商税这一块,足足是农税的三倍!
为什么这一次欧阳辩提出要打女真,章惇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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