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三年策论案，挂名副主考杨于陵无辜躺枪，被冤哉枉也的赶出了长安，成为一条遭殃的池鱼。如今，十三年过去了，长庆元年的科考舞弊案，同为杨震后裔，同为弘农杨氏的分支，同为挂名副主考，杨汝士同样变成了遭殃的池鱼。哎呀，我说溜了嘴，杨汝士可不是池鱼，既不冤哉，也不枉也，因为十四名进士中，有一个人，名字叫杨殷士，是杨汝士的弟弟，嫡亲的弟弟。不过，似乎也不应该说他是罪有应得，而应该说是罚不抵罪，因为，杨汝士和其他人不同，他是惯犯。
杨震很清廉，杨汝士很贪婪，一点不像他的祖先。贪婪的人大多喜欢一条道，生财之道。生财之道有很多，有正道，也有邪道。正道有很多，邪道更多，比如说，坑蒙拐骗偷。可惜，杨汝士就是一个不走正道，专走邪道的家伙。当然，作为帝国高级官员，虽然是走邪道，也要走出水平，走出风采不是。杨汝士的邪道走的那是相当有水平，相当有风采，因为他喜欢上了科举这块肥肉。而且，杨汝士不仅自己走的风生水起，还把他两个弟弟拉下水，时人称之为“三杨”。
唐代科举的透明度相当高，当然，这个透明度是对主考官而言，是对豪门世家而言。对于那些寒门子弟，那是相当不透明。为了给那些热衷功名的举子大开方便之门，“三杨”以无比饱满的热情，全身心的投入到科考舞弊的事业中去。他们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共同在科举中上下其手，操纵科举结果。在热情帮助无数有财却无才的举子高中进士的同时，杨氏兄弟自然也赚了个盆满钵满。
当时的长安，有五个人热衷于为举子通榜是出了名的。五人中，排在第四位的是苏景胤，排在第五位的是张元夫，排在前三位的当然就是杨家那哥仨了。长安里坊，一度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要趋举场，先问苏、张；苏、张尤可，三杨杀我”。就这样，在三杨苏张等人的不懈努力下，终于迫使寒门子弟望考兴叹，颓然而返。
四位权贵，四家豪强，只要得罪了他们一家，就可能被碾成粉末，何况，这一次，是四家一起得罪。因此，段文昌很清楚，自己得罪不起。
事情似乎卡住了，要出这口恶气，就势必得罪那几家豪强；要想不得罪豪强，似乎只剩下一条路，息事宁人，受点闷气，忍忍也就过去了。可段文昌不是说忍就能忍的人，所以，他决定，找几个联邦。
所谓联邦，在段文昌的字典里，是这样解释的：打仗的时候，联邦是急先锋；撤退的时候，联邦要帮着背锅，黑锅。
段文昌选中的联邦有两个，一个是元稹，一个是李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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