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梁招娣在低声咒骂着，母亲许乐心低着头默默在削烂番薯。
姐姐和妹妹她们都默不作声。
胡杨坐在旁边，眼眸中偶尔露出一丝凶光，在思考怎样才能用合法的手段，对柯建仁家进行最残忍的报复。
没过多久，爷爷胡道奇回来了。
“爷爷，看到是谁了吗？”胡杨迫不及待的问道。
许乐心等人也看向胡道奇。
“看到了，是胡昌凌那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胡道奇脸上不但没有怒气，反而带着一丝快意。
是他？
知道他的人都微微一愣，出乎意料之外。
不过仔细想想好像也没啥问题。
“哼，原来是他，难怪不敢进门。”梁招娣冷哼一声，生气道。
“娘，别生气，没必要为了那个吃碗底反碗面的生气，气坏了身体不划算。”许乐心安抚道。
“我跟着昌宏身后过去时，那个二五仔（即告密者或者出卖其他人者的俗称）正在大石头边，看样子昌宏家的没给他进门。”
“我看到他的时候，他也看到我了，不过我把昌宏给臭骂了一顿。”
“至于那个二五仔，我理都没理他，当他是空气，你们不知道当时他脸上有多尴尬，想说又不敢说。”
胡道奇边说边往自己的小凳子上一坐，脸上带着乐呵呵。
“就该这样，都被老胡家从族谱除名了，连祭祖都没他的分，真没必要跟那种人生气，不值得。”胡杨对着爷爷胡道奇竖了个拇指。
梁招娣想了想，也觉得自己生他的气不划算。
再次冷哼一声，低头继续缝衣服。
不过家里的气氛也不再像之前那么沉重。
胡昌凌，对于胡杨他们村生产队来说，就是个叛徒，二五仔。
是最不可原谅的罪人。
因为他为了升官发财，将村里“瞒产私分”的行为向巡查工作小组举报。
瞒产私分，即是农民及所在的生产组织，在国家收购粮食过程中，故意隐瞒真实产量，以获得更多粮食或其他农产品自由支配。
从1958开始，这种“瞒产私分”的行为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算是农民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和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反抗。
人民公社统管全社的生产安排、劳力调配、物资调拨和产品分配。
公社可以用行政命令对生产小队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指挥”和“管理”，生产大队同样可以用行政手段或经济手段平调生产队的财务。
什么意思？
就是将经济条件不同的村、生产队、生产大队强行拉到一起统一核算。
比如某个生产大队有5个生产队，各队的生产条件基本相同。
第一生产队生产好、增产多，超产粮食18000斤，第二生产队只超产4000斤，结果大队从第一生产队提走超产粮食9000斤，从第二生产队只提走了2000斤。
那么第一生产队的人必定会感到吃亏，从而打击劳动积极性。
毕竟自己累死累活，超产那么多，结果大队提走一半。
如果提走的这些粮食是用作公共开支，第一生产队的社员们就算不甘也忍了。
最难受是这些粮食用来补贴因懒惰没完成生产任务的生产队，那真的很难容忍。
再加上当时是采取统购统销制度的，人民公社的社员们除了要交公粮外，还得要被国家以低于市场价2~3倍的价格强行购买余粮。
“工农业剪刀差”的威力是巨大的。
此时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的比例大约5：1，也即是5个农业人员供养一个非农业人员。
压力山大。
所以到后来基本每个生产对或多或少都会“瞒产私分”的，国家领导人也同样知道有这种现象存在。
对此的定性“极为正确”、“必须立即解决”。
“反瞒产”运动也是从粤省走向全国的。
因此，粤省“反瞒产”运动会时不时的进行一次，让大家不要太过分，稍微收敛一点。
从人民大食堂时代开始，胡杨父亲胡昌铭就担当生产队里的会计。
这也是为什么母亲许乐心是地主之女，被柯建仁带走到大队部上批斗时，生产队队长会带人与之对峙的重要原因。
那时候能够参与瞒产私分的人，都是不怕死的，为的绝对不是享受和权力，而是为了不让村里人没得吃饿死。
只有参与分粮的，有一个算一个，都受到当时村长、保管、会计、贫协等主要干部的恩惠。
最初密谋的时候也给社员们说过，一旦他们出事了，大家要将他们的孩子养大成人。
私分粮食，是按照户来平分的，人数多的没便宜占，人数少的不会觉得吃亏。
当然啦，干部们冒着更大风险，他们拿双倍也是应该的，大家都没任何意见，觉得合情合理。
由于整个生产队的人都参与，再加上隐瞒的粮食并不是很多，不够两成。
与其他更加疯狂的生产队相比，胡杨他们村已经算是收敛的了。
直到五年前一个分粮的夜晚，胡昌凌带着巡查小组和公安直扑分粮地。
当场就抓住了正在负责分粮的生产队队长胡道强、会计胡昌铭和保管叶明万，以及几个来不及跑的社员。
“瞒产私分”这种事，经过最初的风头后，都渐渐进入民不举官不究的阶段。
他们被举报还被抓了个现场，可想而知当时闹出多大的风波。
不过幸运的是，华夏的官老爷们有一个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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