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其实就想吓唬吓唬王永光，倒也没有想大搞文字狱的意思，所以便笑了笑说道：“起来坐好！朕不过问问爱卿而已，爱卿何必如此。”
“谢陛下！”
王永光只得坐好，并在心里暗想：“以后绝不再随便跟一些看上去很忠厚的人说体己话，陛下明显在我们文臣里也有眼线！”
“姑且，朕认为你们这些朝臣皆非大奸大恶者，从小读圣贤书，学的是经世济民之道，为的是天下百姓，国家由你们来治理，才可使天下大治，所以，朕相信你们可以替朕分担国事，但朝臣很多，就算无大奸大恶，也得有个品性优劣之别，能力高低之分。”
“你们是被选出来在品性和能为上，皆得到京城四品以上文武官员认可的，朕现在就问问，你们若为政事堂、内阁、枢密院这三地方的大臣，会如何做事，当进谏君王哪些实务？”
朱由校说后便问道。
众臣皆没敢随意发言。
主要是他们觉得眼前这位陛下的脉实在是难摸，没法知道皇帝陛下到底是什么意思。
明明在暗中监视自己这些大臣，又不因言降罪，还堂而皇之的讨论起大臣的私下之言来，皇帝陛下到底知不知道此刻自己这些人被吓成了什么样？现在又要自己这些人谈会在升官后进谏君王哪些实务。
朱由校先看向了坐在最外面的李标：“李爱卿，你先说说，你不要告诉朕，你入仕以来，就是一直在浑浑噩噩地做官，而未思虑朝政之得失。”
李标只好先站了起来，且心道：“既然陛下的态度捉摸不透不琢磨了，先老老实实的把心里话说出来，反正罪不罪的，也不是自己能决定的，只求问心无愧。”
于是，李标便回道：“回陛下，臣若跻身中枢，当洁身自好，不结党营私，以臣愚见，人臣不可以党事君，人君亦不可以党疑臣。总当详核人品，辨别忠奸，然后举措得当。若堂上戈矛妄起，宫中横分畛域、恐非国家之福，当以和平为国家培元气。”
朱由校听后点首。
大明万历以来，党争就一直未中断过，就算他朱由校当政期间，就因为各类改革而使得朝臣间发生了更激烈的争斗，甚至好几次，他这个皇帝都亲自下了场站队拉偏架，不然，也扭转不了之前那糟糕的局面，毕竟按照大明原有的惯性，熊廷弼会因为党争被治罪，而辽东局势会因此恶化，才不会像现在这样那么容易的灭掉建奴。
不过，从实质上来说，党争是不可能避免的，因为实质上就是利益的争夺。
李标或许是不愿意言明实质而装傻，也或许是真没懂这里面的实质，所以，只言因大明如今越来越激烈的党争，而觉得自己作为中枢大臣当尽可能消弭党争的想法。
“照爱卿的意思，文武官员们是应该都团结一致，对付朕？”
朱由校没管李标怎么想，直接一针见血地问了这么一句。
李标听后也同王永光一样，脸色煞白：“陛下，臣，臣不是这个意思啊，臣的意思是，吾等皆当以诚事君，为君王了却天下事，而非为一己之私！请陛下明鉴！”
“朕相信爱卿所言不是假话，但也未免有假大空之嫌，这党争哪里会消弭，舌头尚有被牙齿咬着的时候，只能说尽量罢了，还是说些实际的。”
朱由校笑着回道。
实际的？
刚才不是实际的？
李标有些为难。
这个时代的士大夫所受的教育更多的是教他们如何修身养性，而不是政治理论。
所以，他们除非宦海沉浮已久，知民疾苦，而有一些革新除弊的想法外，大多数是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的。
尤其是，李标还是清流出身，从中进士以来，就一直在京城当官，而且在利益诉求的争取上也没那么大，所以也就没有参与历次争斗，如今皇帝让他说些实际的政治目标，他也就答不出来。
袁可立在一旁看得有些着急，为剿东虏而增加的数十万骄兵悍将，当不当裁减，官道还当增建多少里程，边镇当增建多少边墙，朝廷税赋当增加多少，耕地当增加多少，眼下漕运压力增加，是不是该开海运，这么多亟需处理的政务，怎么就不知道回答呢。
朱由校则因此看向了刘鸿训：“刘爱卿，你且说说。”
“回陛下，若论臣有何谋国之策，那臣就只想可以通过臣，彻底根绝胥吏、生员、乡绅之害，这里面首推胥吏！
盖因地方涉及百姓之庶务皆由胥吏把控，而朝廷政令也靠胥吏推行，有奸滑之胥吏甚至能控制官员，陛下虽设西厂、虽开医馆设医官、虽在各地设东厂反贪司，但到底未彻底根绝胥吏之害！”
刘鸿训见皇帝陛下要听实际的，便直接说出了心中的想法。
他虽也是翰林出身，但和李标不同的是，他不是只把目光聚焦在朝堂上，在泰昌年间，他还是翰林编修时，就在出使朝鲜回京的路上，收容难民同行，了解民情，大有为将来治国理政做准备的打算。
如今好不容易熬到可以在御前议政的机会，也就干脆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说下去！”
朱由校将堆在案前关于刘鸿训的履历寻了来，一边看着，一边颇为赞许点了点头。
历史上，明亡之后，一批汉人士大夫痛定思痛，如顾炎武便总结认为明朝的三大害是胥吏、生员、乡绅。
属于士子的顾炎武能说自己生员为三大害之一，甚至也说乡绅是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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