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圣物传统由来已久。历史上有无数的人痴迷于圣物，倾尽海量的人力物力去寻求它们，希求通过它们来为自己的权威，为自己的理念背书，更希望从中获得种种神力，如长生不死，如起死回生。
而到了现代，因为娱乐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尤其是托了好莱坞这天下第一的宣传工具的福，即使是许多对基督教一无所知的人也在不知不觉中对基督教的圣物传统有所了解。
比如说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夺宝奇兵》，哈里·森福特饰演的印第安纳·琼斯博士挥着鞭子行走于世界各地，与纳粹斗智斗勇，为美国政府寻找传说中的约柜。
传说中约柜是在上帝的指导下用黄金和皂荚木制造的柜子，里面安放着两块十诫石板，那是是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的契约，是上帝留下的唯一亲笔。任何触碰约柜的人都会立刻死于非命。
又比如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罗伯特·兰登教授用他那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重新演绎了圣杯。将它从一个真实存在的杯子解读成了耶稣与抹大拉的血脉后裔。
传统传说中的圣杯则是指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所使用的杯子，据说以此杯饮水可得长生不死。
其他比较著名的还有据说曾经包裹耶稣基督遗体的裹尸布，世界各地大约有40多条。
耶稣殉难十字架的残片，真的假的，全世界的这些碎片加起来恐怕能够盖一栋房子。
而我所追寻的这件圣物，它的神圣性并非来自神与圣人，也并非来自传说故事，它或许是唯一一件神圣性来自于自身的圣物，它正是基督教的立教之本，它就是“《圣经》正典”。
要理解《圣经》之于基督教的重要性，以及“正典”的意义，须得从基督教的前身犹太教说起。
犹太教与当时罗马帝国中诸多其他宗教有两点重要的不同：
一者，当时罗马帝国中其他的宗教都是多神教，他们信仰崇拜各式各样的神明，并为他们建立各种圣殿。而犹太教则是一神信仰，他们只服从于唯一的上帝。
二者，当时的多神信仰并不主张从书籍中学习教义和准则，它们几乎完全是以仪式和献祭的行为来崇拜神祗。而犹太教则强调祖先的传统、习俗与律法，并认为这些都记载在神圣的书籍上。其中最重要的，被视为正典的即是现在的《希伯来圣经》，也就是基督教《圣经》中的前半部分《旧约》。
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也继承了这一古老的传统，从一开始基督教就是经书的宗教，他们将神圣的典籍视为神圣权威的来源。
而我之所以说正典的神圣性来自于它自身，是因为它并非上帝所授，完美无瑕，一字不可更易的神圣文本。
倘若你如我一般通晓希腊文、拉丁文、叙利亚文以及科普特文，那就很容易能从诸多的《圣经》抄本之中寻找到无数的差异，单就《新约》经文而已，不同抄本之间的差异甚至可以多达上万处。
所以《圣经》其实是一个不断演化、吸收的文本，这一过程在耶稣殉难之后持续了数百年之久才逐渐趋于稳定，但事实上直到今天，这个过程仍在继续。
通过考察《圣经》抄本的变化，整理其中的沿革脉络，来研究历史，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视角。
说回“正典”，作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从语言的角度来说，你可以称呼你手头拿着的那一本《圣经》为正典，也可以说是它统指所有《圣经》的一个概念。
而我所说的“正典”是指所有信徒心中信仰的那个介于虚实之间的概念，它既是虚幻的概念，也是所有信徒信仰的凝聚点，会聚了真实存在的无穷神力。
这份力量聚散无常，可能寄宿在任何一本《圣经》中。而实体化的“正典”上一次可以确信的出现正是在君士坦丁堡。
自从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330年建都君士坦丁堡之后，在王权的支持下，这个城市的主教逐渐拥有了仅次于教皇的至高权威。其后更是被称为“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新罗马，及普世牧首”。
神权与神权的争夺，神权与王权的交锋，其中的关系十分值得思量。
我在那份道教文献中令人难以置信地解读出了关于“正典”的蛛丝马迹。那是在公元八世纪初，文献中以极其巧妙的手法隐藏了君士坦丁堡、景教、魔鬼、正典等等关键词。
对了，顺便向你提一提景教，请不要嫌弃我的啰里啰嗦。景教的始创人聂斯脱里就曾经出任过君士坦丁堡牧首。虽然他很快因为主张耶稣的人神分离，以及剥夺圣母玛利亚的神性等等主张被打为异端，最后流落埃及客死他乡。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景教正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在唐太宗在位的贞观九年，景教便已入华。一直到因为武宗灭佛被殃及为止，其间的发展颇有几分成果。
如果那些道教文献所言非虚的话，结合我过去的研究，我有理由相信，实体化的“正典”曾经通过某种隐秘的渠道在当时是唐玄宗年间的中国出现过。循着这条思路，我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接近“正典”的人。
那些文献中大部分的内容我都已经解读。唯有“魔鬼”，我难以理解它的确切含义，这会是一个暗号，还是某种代称？或者，真的存在字面意义上的魔鬼吗？我确信这将是揭示“正典”踪迹的关键所在。我正是为了探寻这个秘密而来到了伊斯坦布尔。
多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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